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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的决心
2023年秋天,结婚后的第十八年,张芳芳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去苏州打工。她在老家阜阳干了近二十年油漆工,偶尔会到外地做活,但从没出过安徽省。
这个决定做得并不容易。她原本打算春节一过就和老公去苏州,临出发前,她又犹豫了。母亲之前生了一场大病,还没彻底恢复。想起母亲做化疗时的样子,张芳芳仍心有余悸,“很恐怖,真的要了我的命”,她思前想后,还是待在家里安心些。
老公去苏州后,张芳芳和往常一样,每天到处找活儿干,下午五六点赶回家做饭,晚上陪小儿子写作业,隔两三天就回村里看看父母。
在阜阳做外墙,高层打底一天500块钱,比内墙足足多了200块钱,只要不下雨,平时张芳芳都是抢着干外墙。她听老公说,苏州内外墙工资一样,不管下绳子还是上钢管架,都是一天400块钱。单看工资和阜阳差得不多,但那边高楼多,不愁没活儿干,每天都有进账。
眼看着阜阳外墙的活儿越来越少,张芳芳又动了去苏州的心思。要是在家能赚钱,她才不愿意出远门,她放不下老人和孩子,大儿子刚升高三,虽然自己在学习上帮不上忙,但她想离孩子近点。可是又一细想,家里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她盘算来盘算去,觉得这苏州还是得去。
油漆工是天工,按每日工时结算工资,每个活儿大致需要多少个工时,还要多久能干完,大家心里都有数。张芳芳闲不住,每次距离上个活儿收尾还差10天左右,她就开始寻摸下个活儿做什么,让她在家待一天可以,要是待两天她就得急了。“明知道家这边没活儿了,你还留在这干啥呢?”
从阜阳到苏州的高铁二等座280块钱,全程3小时,坐大巴一趟下来要折腾十一二个小时,但车票比高铁便宜一半。2023年10月13日,把家里一切安排妥当后,张芳芳坐上了去苏州的大巴。
此行目的明确,就是赚钱。到苏州的第二天,她就跟老公一起出工了。干活的地方不固定,大部分都在市中心,一般每天夜里两三点,老板会在群里发当天工地的具体位置。宿舍在相城区,距离市区最近的工地也要20多公里,他们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6点在小区门口集合出发,这样能赶在早高峰前到达工地。
清晨5点40分 张芳芳正在洗漱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刚到苏州时,张芳芳吃不惯也睡不好。她跟老公挤在一张单人钢丝床上,想翻个身都不得劲。她爱吃面,尽管苏州以面食闻名,但她吃不惯苏式面,细溜溜的,不管饱,中午吃一大碗,没等下班就饿了,每当这时她就怀念起阜阳的格拉条,“扛饿,能在绳子上坐一下午”。
不过和赚钱比起来这些都是小事,总体来说,张芳芳认为这趟还是来对了。这是她第一次来大城市工作生活,再加上苏州和阜阳城市景观差异大,她看什么都很新奇。
每次坐车去工地的路上,其他工友都在抓紧时间补觉,只有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碰到好看的风景,她会好奇地在网上搜图片,然后拍照录视频发给大儿子。她在百度搜索如何教育小孩,专家建议家长要帮孩子树立人生目标,晚上她和读六年级的小儿子打电话时,语重心长地督促他“要努力啊,外面的世界很美好”。
有一次,她在姑苏区一个工地做旧楼翻新,从一栋楼走去另一栋楼的路上看到一个穿古装的女孩在城墙前拍照,“真的很漂亮”,她心想出来挺好,“开眼界了”。关于苏州的美,这是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但她至今也说不好那里到底是娄门、葑门,还是盘门。
除此之外,她喜欢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有一个城墙”“很长的江”“漂亮的湖”“那个塔”。苏州的许多景点张芳芳都叫不出名字,她说能路过看两眼就挺好,压根没打算去玩儿,毕竟自己有任务在身。
来苏州前,她就为自己和老公制定了目标,春节前要做够一定的工时才能回家。回家的前提和离家的决心一体相连——她权衡了那么久才迈出这一步,允许自己离开老人和孩子,既然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心理负担,到了苏州就更要集中所有精力努力赚钱。
张芳芳夫妻俩像是停不下来的陀螺,一天都舍不得休息,只想早点干完早点回家陪儿子。过完元旦,她愈发归心似箭,每天都祈祷别下雨,一听到工友说下周可能要变天,她就心烦。
在苏州时张芳芳和老公挤在一张单人床上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在苏州,张芳芳突破了自己的极限,最多的一次连续干了39天没休息,她说不管白天再累,晚上在身上抹点酒,睡一觉就缓得差不多了,“如果不是公婆和孩子都生病了,我还可以干更多天”,她的神情里透着些许骄傲。在阜阳这样的纪录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但凡家人有点事,她就被拴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
这也是她喜欢苏州的原因之一。在这里,她可以暂时脱离家庭事务的牵绊,切断外界所有的干扰,“只要老板不说停,我能一直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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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娘子”
张芳芳的身上有一股劲,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说话噼里啪啦,讲到兴头上不自觉地手脚并用,高兴时会不顾形象地放纵大笑。她长在农村,打小就不是娇惯的性子,而工地粗粝的环境和以男性为主的工作圈子,又不断放大着她性格中坚毅与不屈的一面。
她在苏州的宿舍三室一厅,一共住了9个人,8男1女。客厅近一半的空间被各式各样的白色圆桶占据,乳胶漆、墙面加固剂、防水砂浆等等,阳台上晾满了衣服,乍一看都是男人的衣物,公用区域里好几处都挂着男性内裤。
“我们出去打工不是享受,有的住就行。”张芳芳不以为意地说。早些年,她和老公在颍上一个工地做活时,住的是铁皮打的工棚,夏天里面像锅炉一样,两个人只有一个小风扇。当时瓦工、木工、油漆工都住在这里,每次下了工,许多男工友就穿着一个内裤走来走去,她晚上基本不出去,想上卫生间就忍着,“很不方便”。不同工种的人彼此不熟悉,而且工地上女性本来就少,大多数时候,她们的感受是被忽略的那一方。
相比之下,在苏州她和老公有自己的小房间,合住的工友都是油漆工,好几个都是阜阳老乡。张芳芳在这里住得很舒心,因为她感觉自己是被尊重的,工友们每次洗完澡出来都穿得整整齐齐,下班回来总是让着她和老公先用厨房。
老板、工头、工友,周围的男性们提起张芳芳,最常说的一个词就是“了不起”。女性油漆工几乎都是做内墙,整个阜阳能下绳子的女人只有七八个,其中就包括袁姐和张芳芳。
袁姐比张芳芳大十岁,两人认识了十多年,同样都是两个儿子的母亲。袁姐说张芳芳比自己拼命多了,她有时还偷个懒,但张芳芳一天都不愿意闲,哪怕今天下午有事,上午也要出门干半天,“她是阜阳下绳子的女的里面最厉害的一个,我都叫她‘铁娘子’”。
在阜阳时张芳芳(右)常和袁姐(左)一起出工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2024年1月中旬,距离张芳芳原定的回家目标还有一周,儿子要参加期末考试,她决定自己先回阜阳。回家后她又跟袁姐一起接了活儿,到离家70公里的界首市排查小区各楼栋空调管路是否堵塞。
原先张芳芳只会刮腻子,这些年被锻炼得更加全能,如今只要是坐在绳子上的活儿,比如做防水、粉保温、接管子等等,她几乎都能干。“你干不了,总有别人能干,你想吃这碗饭就得认真学”。
张芳芳负责下绳子,袁姐给她打下手,最后一天上午,只剩下最西边这栋楼,两个单元门各下一绳就能收工。高空作业分主绳、副绳,长度都是120米左右,主绳主要用于支撑和承载高空作业人员的重量,有七八十斤重。
下完第一绳,两人坐电梯到27层楼顶,她们得先把放下去的绳子全都拉上来,再到另一侧重新打结固定。张芳芳站在墙边,像拔河那样身体前倾,攥着绳子,向前小跑几米,然后迅速松开,跑回原处,她松开绳子的同时,袁姐再从墙边重复一遍同样的动作。这样的接力来回持续了二三十次后,两人才总算把两根绳子拉了回来。
准备工作完成后,张芳芳又检查了一遍绳索,然后爬上女儿墙(建筑物屋顶周围的矮墙)。一位在楼顶晾被子的女住户目睹了全过程,看到张芳芳逐渐消失在视线里,一脸震惊地说,“这女的真铁(厉害)啊”。女住户跟袁姐年纪一样大,她走近问袁姐一天能赚多少,袁姐答“四五百(块钱)”,她接着追问,一个女的为啥要干这行,“这就是俩儿子的压力”,袁姐一下笑出了声。
袁姐比张芳芳更早进入这行,一开始她自己包活儿当老板,最早做内墙钢管架子,后来做外墙吊篮,安装吊篮耗时费力,而且有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够不到。她看到别的工地有人放绳子,觉得当“蜘蛛人”挺好,“专治钢管架子和吊篮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两个人合作,拢共就带这么点儿东西,有准备吊篮的工夫,这边一绳子就下来干完了。
十多年前,用绳子干活的工地非常少,敢下绳子的人就更少了。袁姐琢磨着,自己是小团体的头儿,别人都不敢下的时候,自己再不下,那这个活儿给谁干呢?没办法,她只好硬着头皮上,“下的次数多了,胆子就练大了嘛”。
张芳芳正在高空作业 图中楼高27层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绳子轻便快捷,但看起来更加无依无靠,钢管架和吊篮体积大,在上面做活心里多少会踏实些。袁姐说下绳子最危险的就是,到小区时风平浪静,等人吊到绳子上突然刮大风,“它给你刮到哪儿你就得到哪儿”,要是运气不好,凑巧这面墙光溜溜的,脚连个借力的支点都没有。
“不害怕吗?”“害怕就不做了吗?”张芳芳抢过话头,紧接着一连串话雨点般砸了过来,“那要不是生活无奈谁选这行?因为好玩吗?因为刺激吗?因为想挑战自己吗?不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身边的袁姐被逗得咯咯笑。
张芳芳跟袁姐感叹,今年冬天做钢管架子多,大腿都没冻烂,“怪好嘞”。往年在老家下绳子多,如果裤子穿太厚,腿迈不开爬不上女儿墙,最厚只能穿毛线裤。一坐上坐板就是四五个小时,大腿被勒得血液不循环,每次干完活都冷冰冰的,时间一久就冻烂了。
刚做下绳子时,阜阳的小区大部分都是6层楼,往后楼越盖越高,11层、18层,再到20多层,她们俩干过的最高楼层都是33层。
阜阳的高楼基本上都经过她们的手。两个人并肩走在路上,会忍不住抬头仰望曾干过的每一栋楼,“这是职业病”。张芳芳说自己没文化,选择干这行当然是为了挣钱,但每次路过这些高楼时,她心里总是美滋滋的,“为建设我们美好阜阳贡献了一点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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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单位
如果不是因为当了母亲,张芳芳或许不会选择进入这一行。
结婚一年后,她找到一份食品厂的工作,一个月300块钱,不脏不累,顾得上自己的开销。2006年,大儿子出生,家里开支越来越大,她想多挣点钱贴补家庭,“天天想,越想越烦”。
那时候她老公在工地当油漆工,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开900块钱工资。“都是一双手一双脚,他能挣那么多,我难道就挣不了吗?”张芳芳想跟着老公学刷油漆,他不同意,说工地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张芳芳脾气倔,没跟家人商量就把食品厂的工作辞了,晚上老公回家,她轻描淡写地通知他,“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工地”。
第二天,张芳芳跟着老公出门,老公不跟她说话,她当没看见,到了工地让他教自己刮腻子,他怄气不教,她不理会,去找其他工友学。
当时阜阳高楼大厦还很少,小区楼层最高是6楼,刷外墙用的是竹竿搭的架子,施工完成后要把竹竿拆掉,外墙的挑檐必须得从楼顶下绳子才能处理。
那天张芳芳老公碰巧在另一个工地,他请了工人来下绳子,没想到对方开口就要200块钱,“我感觉他在宰人,我说‘你真黑’”,对方生气走了。工人前脚刚走,张芳芳就后悔了,眼看第二天就要验收,情急之下,她决定自己下绳子。
之前她看过老公操作,大概记得拴绳子的步骤,她把坐板拴好后,丢下去又拉上来,总觉得自己拴错了。这样反复了几次,确信没问题之后,她带着桶就下去了。
刷内墙的工友料子用完了出来打腻子,仰脸一看,张芳芳正吊在外墙,他吓得不行,赶忙给她老公打电话。老公赶来后,劈头盖脸一顿教训,但张芳芳很高兴,一是因为“我知道他在乎我”,二是她靠自己把活儿干完了,没有耽误验收。再讲起这段第一次下绳子的经历,她说当时太傻了,“只顾着心疼钱,被生活逼急了”。
张芳芳在楼顶固定绳子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老公拿她没辙,就这样,夫妻俩开始一起在工地做活。随着阜阳的高楼越盖越多,活儿越来越抢手。有段时间夫妻俩没找到活做,在家里待了几个星期,张芳芳急得发慌。
有一天,老公的朋友打电话,刚好被她接到了,对方问愿不愿意去下绳子,一天260块钱,“我一听260(块钱)就来劲了”,整个人特别兴奋。张芳芳骗老公说工地只要一个人,老公不同意她下绳子,她便说自己去做内墙。
结果一到工地,她人就傻了,楼高27层,她印象中阜阳第一次有这么高的楼。许多工人都是奔着高工资来的,但到工地一看又走了,“大家从没放过这么高,害怕”。
现场有40多个工人等着接活儿,只有她一个女人,带班经理从人群中瞥见她,告诉她内墙活儿满了,她指指脚边的绳子,说自己是来干外墙的。张芳芳总感觉老板和经理对自己爱答不理的,后来她才知道,在她之前,有两个男工人因为恐高没干成,为了把这两人拉上来,前后耽搁了两个多小时。老板觉得,两个男人都不行,她一个女的简直是自不量力。
下绳子需要两个人配合,高空作业人员上了坐板后,搭档要帮忙递料子。经理把她带到楼顶,转身就要走,张芳芳知道他想让自己知难而退,那一刻她心里很复杂,又委屈又生气,“这不是为难人嘛”。她要强惯了,不想低头,如果今天走了,以后这个老板逢人就会说,“女的不行就是不行,吓跑了吧。”
更重要的是,她确实需要这份工作,她没有资格退缩。缺少搭档打下手,她花费了比往常多一倍的时间准备,拴坐板时,她往下一看,不由得往后退了好几步,“好高,那人都像小蚂蚁一样”。女儿墙宽30公分,避雷带隔在中间,人的脚只能踩15公分,15公分之外就是百米高的空气。她很难受,想给老公打电话,但电话一打,这个活儿就做不成了。
人害怕时的表现就是不相信自己,张芳芳像几年前第一次在6楼下绳子那样,把坐板甩下去又捞上来,“双脚像被石头压着,特别沉重”。她的眼泪依旧止不住地淌,直到看见周围的人已经刷完2层了,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和自己对话,如果这次放弃了,现在还能上哪里去挣260块钱?之前自己已经下过这么多次6层,就当作是一次性连干了几个6层。
多年后的今天,同样是27层,张芳芳一套动作下来已是驾轻就熟。她表面上云淡风轻,但心里依旧害怕,只不过“害怕”本身发生了变化。以前是怕高,如今人到中年怕的更多是意外,她觉得这种“怕”挺好的,只有怕了才会重视安全。
张芳芳在排查外墙空调管道 刘齐宝 摄
为了挨过生活的刺,张芳芳将自己武装起来,但一提到家人,她的外壳会渐渐松动瓦解。为什么一个女人要这么拼?在她的认知里,两个人一旦组成家庭有了孩子,那就是一体的。夫妻二人的小家庭又牵连出各自背后的原生家庭,进而组成一个大的家庭单位。明知老公在外干着苦力活儿,如果自己还选择安逸的工作,那不等于把全部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了吗?“于心何忍啊?我忍不了”。
张芳芳用拎水比喻“夫妻一体”的关系:如果一桶水都靠他拎,是不是很重?要是我和他一起举,他会不会觉得轻松?就算他一个人把这桶水拎回家了,他的疲惫和压力会写在脸上,他累得不想跟我们说话,公婆看了也会心疼,家里好像总有点说不清的负面情绪。但现在我和他一起干,晚上回到家,虽然我们人是累的,但全家人的表情都是笑的。
和其他男工友搭档时,张芳芳担心成为对方的负担,无论拎油漆还是刮腻子,总抢着多干一点。只有和老公分到一组时,她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来自身旁的照顾,两人一起吊在外墙刮腻子,老公会使劲儿往她这边够,她只需顾着正前方这一小块,她感觉“有依靠、有保护”。
然而,回到现实中,当一个女人选择走进工地,她承受的与失去的或许比男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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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母亲成为高空油漆工
当一名女性成为高空油漆工,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对时间与身材的掌控。听到姐姐问自己,每天干这么重的活儿,怎么还越来越胖?张芳芳一下就急了。
油漆工是体力活,干这行后,她变得特别容易饿,胃口也大了许多。在苏州,每天下班回到宿舍已经是晚上六七点,再去买菜做饭,吃完饭后全身酸得动也不想动,“吃完一躺肯定长肉”。她曾经想下班后去运动一下,结果刚迈开腿,就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
路边的美甲店,张芳芳睬都不睬,那不是干活人该考虑的。年轻时,她的头发又多又黑,这些年在外墙风吹日晒,头皮毛囊受损,头发掉得多、长得慢。她之前看过一个广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她不认同这句话,她觉得“丑女人”不是懒,而是没有时间和金钱。
张芳芳在家里排行最小,姊妹三人中,她和母亲脾性最像。姐姐心疼她,觉得这活儿不是女人做的,“有几个女的像你这样?”但妹妹有自己的坚持,“谁不愿意做个小女人?我也想有苗条的身材、光滑的皮肤,但是你注重这些什么都干不了,我不能只顾着自己”。张芳芳同样有一颗爱美的心,但在“蜘蛛人”小芳的身份里,爱美是自私的表现。
如果这名女性又恰好是一位母亲,她大概率会面临比丈夫更复杂的挣扎。同样是外出打工,在苏州时,每到晚上9点,张芳芳就开始担忧,公公骑车去接小儿子下晚课的路上会不会磕了摔了,“这原本是我该做的”。
似乎母爱的底色总夹杂着愧疚。下定决心去苏州前,她经历了漫长的心理斗争,她想着等把母爱给得满满的再离开,但无论怎么给予都填不满对儿子的亏欠。苏州工地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穿着沾满灰尘的工作服着急忙慌地吃饭时,突然想起儿子问自己什么时候回家,眼泪不争气地淌了下来。
十多年前刚进入工地,张芳芳就跟老公约好,为了不让家里四位老人担心,如果他们问起,就说她是打下手的。多年后的某一天,婆婆的同事偶然刷到了她下绳子的视频,婆婆一看画面中的人是自己的儿媳,吓了一跳,立马打电话把他们夫妻俩叫回家。张芳芳一进家门看到两边的家人都在,婆婆当着众人的面打了她老公一耳光,张芳芳望向父母,他们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流泪,“我的心跟刀绞的一样疼”。
在这之后,张芳芳去吉林四平学做酱饼,跟别人合伙开了早餐店,但本地人吃不惯,店开了两个月,房租都赔进去了。一旦拿过外墙的高工资再去做其他的,她总嫌赚得少。父母拗不过女儿,张芳芳又回到了工地。
张芳芳母女三人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2019年,张芳芳夫妻用二十多年的积蓄买下一间门面房,原本她打算房子拿到后就转行,但至今仍未交房,为此最多时他们欠下30多万外债。门面房就在她家小区对面,每次出门都看得到,碰到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墙有多处明显鼓包,“糟心得很”。我们相处期间,她三番五次提起心里这个疙瘩,几度更改描述的措辞和态度,既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给开发商施压,又担心和对方闹僵最终一无所获。
她讲起小时候有一年,母亲种的地一夜之间全被偷了,“对于庄稼人来说,全家的希望都没了”,即便如此,父母都没让她们姊妹三个饿着。父亲是木匠,他花六块钱买了一棵树,靠这一棵树,一家五口挺过了艰难的一年。“爹娘的辛苦深深埋在自己心里,他们老了,我还能让他们苦吗?”
母亲劝她改行,张芳芳说门面房还没下来,“改不动了”。这么多年过去,关于下绳子的问题,母女俩仍旧说服不了对方。
“谁的儿女谁看见不心疼啊,那么高她就在那提溜着,说她也不听,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母亲说。
“妈,没你想得那么恐怖,两根绳子呢。”小芳拍拍母亲的背。
“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脚。人要知足,你为啥就是不知足?”母亲越说越急。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年轻就是要动起来。”
“听不懂。”母亲撇撇嘴。
“进厂一个月3000(块钱),一家人咋过?你不要看我干活的过程,你得想想你闺女一天能挣四五百(块钱)。”小芳边说边笑。
“你就是财迷。”
“你年轻时候那么累死累活为了啥?”小芳问。
“为了你们仨吃饱喝饱。”
“要是那时候有下绳子,一天100(块钱),你干不干?”小芳笑着把脸凑过去。
母亲别过脸去,中断了这次谈话。
如果见过张芳芳的母亲,大抵就会明白张芳芳身上那股劲是从哪来的。假若女性是一种处境,而母亲可能是这种处境最集中、最典型的照见。人生当然是苦的,但母女俩都选择笑盈盈地和生活抗争,并各自托起了家庭的半边天。
和大多数中国传统农村女性一样,张芳芳从内心深处认定,走入婚姻后,家庭重于一切。某种程度上,幸福是一种自我的、个体的感受,但她定义的幸福,主语永远是全家人。每次走进工地,她最先想到的都是家庭。在苏州时,她觉得和老公两个人去景点玩会对不起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当被追问自己有什么心愿时,她回答,等把儿子们的事情忙完,想跟老公痛痛快快出去旅游玩一场,这里的事情忙完指的不是供完大学,而是带完孙子。
但与此同时,她又向往那些关于独立、自由、梦想的叙事。回到北京后,我挤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她,照片里密密麻麻的人,大多都面无表情,她回复我,“每个人都在为了梦想努力朝前奔跑,我感觉满满的动力”。2022年,她到北京参加一档节目录制,最受震撼的是北京地铁里的人流,之后她不止一次回忆起地铁里人们的脚步,“太快了,撵不上,真的很壮观”。
离开阜阳前,我们提议陪她去烫个头发,前一天,她讲起自己上次做头发还是五六年前。她原本不情愿,说烫了也是白烫,过完年还要干活,但后来又答应了,“算是给我的40岁留一个最美的画面吧”。走进理发店时,她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把头靠向我的肩膀说,“大城市真好”。
烫发的几个小时里,张芳芳显得格外亢奋。她跟理发师交代,要烫大卷,不然显老。接着又录视频发给老公,埋怨道,“你从来都没陪我做过头发”。
临近春节,理发店很嘈杂,她自言自语着,“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静静坐着看看自己了”“虽然确实老了,但是我也没有那么丑啊”“突然想到我妈以前有一次烫头发时的样子”。她翻出一张年轻时的照片,一个清瘦的女孩,穿着一条橘色长裙,又黑又长的头发散在身后。她正讲着自己当年有多瘦,老公打来了电话,苏州的第一笔工资马上要发了,让她核对下账户信息。她收起手机,一并收起遥远的思绪,那些都是成为“蜘蛛人”小芳之前的故事了。
年轻时的小芳 受访者供图
张芳芳说,对于农民工而言,春节是一年中最放松的日子。这是她长时间离家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她感觉比往年都要开心。
2024年夏天,大儿子就要参加高考了,她还没想好过完年要不要继续去苏州。几天前,老公也从苏州回来了,眼下她正沉浸在团聚的幸福中。老公到家的第二天,她发来消息:回家的感觉真的很好。
监制丨李绍飞
记者丨王静远
编辑丨单镜宇
审校丨盼东
来源丨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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