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 金融学博士，现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特聘导师、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特约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学者、央行观察专栏作家。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带有‘补短板’的政策意图在里面的。”
“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在执行层面不应搞成运动式、赎买式的大干快上，要久久为功、绵绵用力，要持续下功夫、润物细无声。”
“在普惠金融的价值观里，金融科技是中性的，但服务于普惠金融的科技却应该是有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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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以“能力改变世界”为主题的“2017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开幕，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为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以及满意度“出谋划策”。普惠金融，或已成为未来金融的重要发展方向。
那么，在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金融风险的当下，国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再次强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其内在逻辑何在？各大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又该如何在营利性与社会责任中制衡？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日新月异，如何才能让这些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普惠金融事业？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赵建。
普惠金融，顶层设计的内在逻辑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在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意义，并且首次提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为我国普惠金融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在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金融风险的当下，国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再次强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其政策用意到底何在？
赵建：我们需要从一个大的历史视角去看我国现阶段发展普惠金融的现实意义和内在逻辑。
中国金融业发展三十多年，广义货币总量、金融资产总量都在飞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同时，交易系统、信用和法律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的效率不断提升，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金融大国。但算不算是一个金融强国呢？我觉得不能完全算，因为还要看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这才真正体现一个国家金融的广度和温度。
如果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政府部门、大型国企、房地产企业，过度集中在金融机构同业间、二级市场、衍生品市场等，而大量中小微企业、三农领域、偏远地区却因为缺乏相应的金融服务，因为融资难融资贵失去发展的机会，不能享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那么就很难说我们是一个金融强国。
最近几年，从总量上来看，中国金融业可谓是突飞猛进。然而，在总量飞速扩张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之间的平衡越来越难，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潜在系统性风险累积越来越多。一些金融机构大量开展表外理财、同业投融资、结构化融资、交易性投资等距离实体经济较远的业务，在快速做大规模赚取利润的同时，既产生了一系列风险隐患，又挤占了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普惠领域的金融资源，导致出现了在货币和金融资产总量位居全球第一、第二的大环境下，小微和三农领域却仍然充斥着融资难融资贵的怪异现象。
国家也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开始下决心对一些金融乱象进行治理，对出现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整顿。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严监管趋势，与其说是金融去杠杆，不如说是金融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而小微、三农、贫困地区是实体经济最需要金融服务的地区，也是金融服务的“短板”。因此，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带有“补短板”的政策意图在里面的，也即在防风险、去杠杆的同时，要做好补短板的工作，有破有立、破而后立。这应该就是监管当局在顶层设计层面的内在逻辑。
普惠金融，内涵与外延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当下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开展？
赵建：一方面，我认为普惠金融真正惠泽大众的，并不是小额信贷，而是银行账户、支付便利、交易结算等基础金融服务。
在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不要说信贷，很多农民甚至都没有银行账户，或者很难享受到银行卡、POS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金融服务。这样就导致农民在农产品交易过程中，资金的支付和清算存在很大的不便，进而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普惠金融最务实、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要提供这些基本的支付、结算等交易服务，通过“送金融下乡”等举措加强偏远落后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方面，城市区域的小微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也不够，或者带有歧视性。
同国有企业、优质龙头企业、政府单位的“过度服务”相比，小微企业在账户管理、电子银行、支付结算便利、财务顾问等方面得到的服务也存在相对不足的现象。由于小微企业的业务量较小，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算起账来感觉不经济，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缺乏足够的动力。那么，这些基本的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服务怎么解决？
我认为，这就需要政府部门有所作为：一方面推出一系列优惠和补贴政策，比如给小微企业的银行账户管理费进行补贴，或者对银行开展的小微支付结算业务进行减税等，以便让小微企业得到更加均等化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要牵头完善小微企业的金融基础设施，比如建立小微企业征信体系、支付结算平台和银企直连系统等，解决市场化机制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此外，还要从监管层面检查金融机构针对弱势小微企业的乱收费问题，在尊重商业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为小微企业降低财务负担。
普惠金融事业部，在营业性与社会责任中制衡
记者：截至目前，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家大型商业银行都已完成了普惠金融事业部的设立。显然，这对于改善传统金融体系中广为诟病的“二八金融”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银行从事普惠金融事业，将如何在营利性和社会责任中寻找到平衡点？
赵建：普惠金融事业部，是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重大组织变革。事业部不同于传统的银行部门，具有较高的经营自主性和灵活性，因此可以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传统的商业银行经营体制，建立更加灵活的面向小微、三农等客户群体的激励考核和产品运营体系。
理想的普惠金融事业部，类似于在商业银行内部建立了一个“经营特区”，确立了发展普惠金融的战略目标后，具有自行配置资源和日常运营的自主权。这样，事业部就可以按照普惠金融的规律来安排人、财、物，研发和制定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方案。
毋庸置疑，普惠金融的一大难题，便是实现营利性和社会责任的统一。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悖论，认为营利性和社会责任无法调和。但实际上，很多国家的普惠金融经验已经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悖论，而是可以激励相容实现内在统一和调和的。
比如，美国的普惠金融当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行业，在扶持了大量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的同时，自身也创造了较高的经济利润。普惠金融在非洲的发展也非常快，非洲的一些贫困农区因为普惠金融，经济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普惠金融机构相应地也实现了商业价值。因此，认为普惠金融是社会救济、是“让钱打水漂”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普惠金融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商业金融，的确有社会公益性的元素在里面，因此是一个全新的经营模式，需要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在发展普惠金融的初期，仅靠商业化的做法难免会存在“市场失灵”问题。一些金融机构在行业生态还不完善，经营方面还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可能会向两个方向走偏：一是过度追求商业化，为了赚取利润向小微和农民等金融弱势群体“漫天要价”，致使普惠金融变成“高利贷”；二是在开展业务过程中不遵从信贷和融资的内在金融规律，不是按照效率而是过度追求公平，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导致经营亏损难以维系。
那么，如何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到平衡点？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把握三点：一是准确找到普惠金融的客群定位，普惠金融不是财政而是金融。财政可以公益救助，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但金融是要盈利的，且服务的对象是处于融资弱势地位但是有劳动能力、能带来经济效益的群体。二是在行业发展初期，政府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包括组织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诚信体系的建设等，必要时通过风险补偿金、再担保等方式深度介入。三是要有专业化、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手段，对普惠信贷实现定价合理、可持续的商业服务。
政策红利下，金融机构的规划与执行
记者：毋庸讳言，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风险较大、服务不均衡、信息不对称等难题。未来，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事业，还需要哪些政策性的调整与支持？
赵建：可以说，近五年来，政府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越来越重视，政策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十三五规划”中也将普惠金融作为四大聚焦领域之一。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普惠金融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明确了发展普惠金融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并给出了一系列比较务实的政策建议。我认为，金融机构只要能吃透并贯彻这个五年规划，就能把普惠金融做得更好。
首先，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在执行层面不应搞成运动式、赎买式的大干快上，要久久为功、绵绵用力，要持续下功夫，润物细无声。普惠金融不是大机构金融，信贷投下去不会立即有规模见效益，而是一个慢慢滋润、培育和生长的过程，需要政策层和机构有足够的耐心。特别是股东要有耐心，要有战略定力，更要有人文关怀。普惠金融不适合立即要政绩的政府官员，也不属于完全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而是一项既有情怀又尊重金融规律的事业。
其次，普惠金融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金融的背后是能带来经济价值的资产和能力。普惠金融的对象是小微企业，以及低收入人群、伤残者和老人等弱势群体中有劳动能力的那一部分，没有劳动能力的那一部分不适合金融而是需要财政救助。然而很多时候，一些普惠客群有潜在的现金流收入和经济价值创造能力，但缺乏要素的整合或者基本的技术培训，只要在初期进行培训或者帮助搭建平台（比如销售渠道），这些客群就能够具备足够的收入能力。因此，金融机构在开展普惠金融过程中，要联合其他一些企业和政府机构，对普惠客户不仅送金融服务，而且还要配套送信息、项目和技能培训等，这样才能保证普惠金融并不是做社会救助，而是能够可持续地做金融。
最后，在政策层面，要加大鼓励和培育小型金融机构，支持传统金融机构在组织架构方面进行创新，建立能满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小型金融组织。同时，还要积极培育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尤其要把研究、培训、创新、实践等融合在一起，持续不断地向社会传播普惠金融的商业理念、人文价值、作业模式和具体流程。通过全方位的布局和努力，逐步推动这个行业逐渐成熟与完善，帮助普惠金融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服务于普惠金融的科技，应有温度
记者：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普惠金融大发展插上了技术的翅膀。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或将成为未来普惠金融发展的助推器。那么，您认为，如何才能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普惠金融？
赵建：金融科技的进步为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为解决中小微企业数据不规范、信息不透明、缺乏抵押品等传统难题提供了契机。
我们知道，小微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财务数据缺乏公信力，同时抵押能力也不充分，这导致在融资的时候缺乏信用基础。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大数据是客观的、全景式的画像，而区块链是分布式的记账，这些都不可能或者说极难篡改。因此，金融科技可以为小微企业和其他普惠人群提供以数据资产为基础的“客观信用”，解决过去主观上“信用歧视”或者“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可以说，金融科技彻底改变了普惠金融的信用生态，这是当前开展普惠金融事业的一个契机。
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金融科技在普惠领域的应用，需要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需要政府或者第三方机构搭建金融科技平台。
当前大数据在小微企业中的应用还不是那么深入，原因就是很多数据没有进行有效整合，数据还不够大、不够全面和立体。同时，老人、贫困人群和残疾人群的金融科技应用也还不够普及。这些都需要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金融科技的应用向普惠群体下沉。
因此，在普惠金融的价值观里，金融科技是中性的，但服务于普惠金融的科技却应该是有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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