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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这是宋朝大学问家汪洙所撰《神童诗》的开篇之作,千百年来这种将读书神圣化和功利化的词句,所谓“穷文富武”,读书大概是最为俭省的出路之一。

然而,读书是有层级的:秀才,举人,进士……很多人一辈子只能止步于认字阶段。众所周知,读书人最顶尖的荣耀,莫过于高中状元、大魁天下的状元及第了。

宋代的尹洙和韩琦都曾说过状元的荣光:

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

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名者,方为好男儿!

对科举时代的读书人来说,状元及第简直是梦幻般的开始,从此便开启了青云之路。史载有清一代,由状元至大学士者有十三人,军机大臣者七人,任总督、巡抚者九人。

读书人还有其他荣耀堪比大魁天下、入阁拜相吗?答案是有,做帝王师!

大魁天下、入阁拜相、做帝王师,便只做成一件也是风光无比的大人物,何况三者兼备?在晚清的历史上,便有一位三样俱全的人物:他姓翁,名同龢,世人称之为翁师傅。

在晚清的变革大潮中,翁同龢大概是被后人称许最多的高官之一。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后世称许他,总会有些道理,且让我们来看看翁同龢先生的辉煌人生:

出身名门、根正苗红——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是道光进士,历仕三朝,任过五部尚书,两度为相,又咸丰帝的老师。其兄翁同书、翁同爵皆曾官至巡抚。

状元及第、官至宰辅——1856年(咸丰六年)翁同龢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子承父业、两朝帝师——继父亲之后,翁同龢出任了同治帝与光绪帝的老师,慈禧太后将亲生儿子和非亲生儿子都交给了他教育,这本身就是莫大的荣宠。

清流魁首、士林领袖——翁同龢前后充乡试考官、会试总裁等职务,参与主持科举考试长达40年之久,加之其父亦曾主持科考,可谓门生故旧遍地,也让他成为清流领袖。

“变法维新第一人”——翁同龢向光绪帝推荐了康有为,并主持起草戊戌变法期间的第一道诏书:《明定国是诏》,变法伊始却被开革回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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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章、世传书法——翁同龢著有《瓶庐诗稿》、《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其书法纵横跌宕,尤为世人所重。

一百多年来,翁同龢始终以这些伟光正的形象存留在教科书、影视剧中,尽管这些形象并不是真实的翁同龢,却一点也不妨碍他正面形象的深入人心。

1898年6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戊戌变法第五天。

这一天,京城与以往并无不同,只是从半夜便开始下起了雨。这一天,还是翁同龢这位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的68岁生日。

此前两天的6月13日,光绪帝刚主持了戊戌年的状元廷试,状元郎姓夏,名同龢。这引起了皇帝极大兴趣,回到宫中立马召来了翁师傅:“今科状元叫夏同龢,与师傅同名,真是本朝佳话,简直就像上天的安排嘛!”

6月14日,皇帝与太后赏给翁同龢的寿礼到了,“先期赏赍,极为优渥”。太后特别赏赐了一柄纱葛折扇,让翁老爷子十分感动。

6月15日,翁同龢像往常一样入宫上班,批阅各地报来的奏折。一切直到早朝准备进入会议大厅,忽然起了变化:宫中主事说,皇帝请翁师傅暂时不要进来!

翁同龢等在外面闲坐看雨,他万万想不到他等到的,将是一份宣告他政治生涯终结的朱谕: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於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变法开始了,翁同龢却出局了!这究竟是谁干的?

在传统说法中,翁同龢是被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赶走的,目的是斩断光绪帝维新变法的左膀右臂,是慈禧太后、荣禄们在变法正式开始前便蓄谋已久的阴谋。

这说法的提供者是康有为,时间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时间点:在此之前,康有为等人对翁同龢的出局并没表示过同情。

难道翁同龢真是被慈禧太后踢出局的?他又为什么会出局?难道真因为“喜怒见於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历史的考证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翁同龢的出局,与慈禧太后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光绪帝的亲力亲为,而原因也不在戊戌年,而在甲午年。

甲午之战后,翁同龢的出局便已注定,只是一切还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我们先来看看戊戌政变后,朝廷针对翁同龢的另一道上朱谕:

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

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甲午之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永远的伤疤,而罪魁祸首,莫过于翁同龢。

甲午战败不是因为李鸿章吗?不是因为慈禧吗?翁同龢不是一直伟光正吗?怎么成了甲午的罪魁祸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

时人经常将翁同龢与李鸿章相提并论,比如这副流传颇广的对联: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合肥是李鸿章的故乡,常熟是翁同龢的老家。宰相与司农则是二人的官职,李鸿章是协办大学士,称为宰相并没什么错,翁同龢是户部尚书,古称司农,也是允洽。

按说大清国江河日下,离不开这两个人,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数十年,却落了个甲午战败的惨淡收场,说他让“天下瘦”也还罢了,可翁同龢怎么让“世间荒”了?

他,可是大大的忠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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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印象大错特错!翁同龢是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守旧派老官僚,他所在意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害和官位前程,对国家从没有半点上心——

不可否认,翁同龢的书法远超同侪,仅凭书法,他就可以不朽!然并卵,晚清那个变革的大时代,需要的不是一位书法家,而是勇于任事的实干家。

翁同龢也许什么都能,恰恰不能的正是实干。

这位“大大的忠臣”简直就如个小丑,甚至对国家、对政局一点有益的事情也没做,反而到处添乱,堪称晚清最大的搅屎棍!

李鸿章是实干家,兢兢业业,却成为了汉奸卖国贼;翁同龢是清流领袖,并作为那只看不见的黑手四处搞事,却成为了近代史上的正面人物。历史,就是这么不公正!

翁同龢最大的一个错误,便是挟私害公,导致甲午年的一发不可收拾:他与李鸿章之间的宿怨屡谋报复,导致李鸿章不欲战而他迫其战,至于国事,和他翁师傅有什么相干?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记有《名流误国》条,备述翁师傅在甲午之战中的负面作用:

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

同龢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名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

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海陆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孝钦以旧勋倚之。謇等仅恃同龢之力,不能敌也。于是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且献夺嫡之谋。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

既而屡战不胜,敌逼榆关,孝钦大恐,召同龢切责,令即日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同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后卒派鸿章东渡,以二百兆议和。自是党祸渐兴,杖珍妃、谪志锐、罢长麟,汪鸣銮、同龢亦得罪去,謇及廷式皆弃官而逃,不敢混迹辇下。德宗势日孤而气日激,康、梁乘之,而戊戌之难作矣。

如果你以为这是孤证,那你就错了!

翁氏弟子王伯恭(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在《蜷庐随笔》中的记述,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

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

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余见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复与语,兴辞而出。

“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翻译过来便是:我正想看看他是骡子是马,将来好有整顿他的余地啊!真是杀人不见血,磨刀霍霍向鸿章!厉害了我的翁师傅!

翁同龢与李鸿章到底有什么过节?让他置国家于不顾,非要将李鸿章置于死地呢?

这事儿,还要从翁同龢的大哥翁同书说起。

想当年(咸丰十年,1860年),翁同书职任安徽巡抚,定远之役弃城而走也就罢了,更引发了影响恶劣的苗沛霖寿州兵变,导致局面一度不可收拾。

曾国藩准备参劾翁同书,可翁同书毕竟是当朝帝师翁心存的长子,在做事总留三分余地的官场,如何上本如何措辞,实在是一件颇为让人思量的事。

有道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李鸿章为老师写了这道本章,摆事实讲道理,将翁同书的罪责定为了铁案,甚至怕皇帝抹不开脸,还写了些“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壮盛,瞻顾将就”的话,将咸丰皇帝的回旋余地堵死了。

翁同书被判了斩监候,翁心存一病不起,翁家差点就败在李鸿章手里。平心而论,这一切的过错当然始于翁同书,可翁同龢会这么想才怪。

翁李二人同在中枢,低头不见抬头见,自然有许多交往,翁同龢甚至还送给过李鸿章一副对联:

中国相司马矣,老子其犹龙乎。

翁氏是学问大家,写对联也是信手拈来:

上联用《司马光传》里的典故,说的是司马光拜相,辽、夏两国不约而同对边境长官说:“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司马光做了宰相,不要轻易生事、开启边境冲突。

下联则用《史记》中孔子问礼老子的典故,将老子比作像龙一样高深莫测——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

这对联充满了对李鸿章的溢美之词,只看对联,谁都想象不到翁对李有父死兄谪的大仇。文化人的睚眦必报常常深埋在心里,只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甲午一战,他终于抓到了李鸿章的小辫子,却也将晚清拉到了沟里。

1898年5月29日,农历四月初十,距离戊戌变法开始还有13天,恭亲王奕䜣去世了。

爱新觉罗·奕䜣曾是大清帝国改革开放的掌舵人,被中外人士公认为清政府中的开明人士,他是晚清洋务政策的主心骨,是平衡满清皇室内部纷争的节拍器,更是一位精明强干的政治家。

可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病死了。

像所有宰辅重臣病重时的桥段一样,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曾向恭亲王问起了身后事。

皇帝为即将开始的变法向恭亲王征询意见,并问朝中人物谁可大用?

恭亲王先提到了李鸿章,但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一时难以重用,他认为就目前而言,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

光绪帝专门问起了老师翁同龢,是否可以担当大任?

恭亲王斩钉截铁地说:翁就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是他让清政府“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

他对翁氏的评价是很重的八个字:居心叵测,怙势弄权!

恭亲王死后十七天,翁同龢被双开回了常熟老家。一直以来的说法,都归因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光绪帝为首的“帝党”的权力斗争,翁同龢出局是削弱光绪的力量。

可惜,这种被广泛接受的论点,其实是天方夜谭。

恭亲王临终对翁同龢下了断语后,光绪帝决定亲自看看翁师傅的政治品格,谁想人性都是不能试的,你非要试试那一定会大失所望。

在恭亲王去世前三天,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变法维新的著作,翁同龢忽然一反常态地表白说:自己与康有为并无往来!

卖糕的,翁师傅,你这是欺君你知道吗?光绪帝一定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清楚的记得,就在不久之前,翁师傅还不知一次推荐过康有为,夸康氏的才能比自己强十倍。

光绪帝又问,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氏答,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

光绪帝的心头肯定有一万头草泥马奔驰而过,他不禁有些发怒了:你先前将他夸得跟朵花一样,现在他成了居心叵测的小人,那你之前为啥不说?

翁氏回答说,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才有了这样全面的认识。

第二天,同样的剧情再度上演,翁同龢的回答一如昨日。

翁师傅对康有为人品的评价之前后不一,恰恰印证了恭亲王对翁氏政治人品的断语,也让光绪帝对这位老师印象极差:在光绪帝的心中,翁同龢已经出局了!

翁同龢为什么对康有为的评价前后不一呢?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翁氏之所以对康氏前后评价截然相反,恰恰是他的“聪明”与“巧妙”。

正如翁同龢的发小儿潘祖荫所说:

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

……

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

比朋友认识更清楚的是政敌,荣禄对他的评价是:

常熟奸狡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孙毓汶),与合肥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常熟则仍做伪君子。刻与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

翁同龢出局了,他还将过上六七年“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困顿生涯。

当然啦,对他这样的大人物而言,所谓“严加管束”,不过是一纸空文。官场讲究班辈,苏州等地的地方官大多曾是翁同龢的下属或门生,对他依然保有敬重和礼待之情。

不过,没有羁勒并不等于舒心。对他这样好名的人物,晚年的日子其实颇为寂寞,尽管他的日记中似乎晚景颇为热闹。

在自挽联中,他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

这两条都出自《论语》中的典故,表达了他对死亡的坦然,但千万别被他骗了,他远没有自挽联中那么豁达。

不信,看看他的绝命诗: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1904年7月3日,农历五月二十,翁同龢病逝,享年七十五岁。翁氏生活的时代几乎和晚清相始终,可惜,他对晚清的建设远远不如他的破坏作用。

更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否则翁同龢若早死上十年,晚清的历史说不定会是另一番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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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联里的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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