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作为座右铭。活在21世纪的有情众生，则以剧情紧凑的清宫剧为鉴，作为职场苦海的明灯。宫斗的暗潮汹涌好比仕途的阴晴无常，得宠不外乎都是一句「上面喜欢」，失势的理由却有百百种。而在《后宫甄嬛传》中，精致华美的钿簪头饰是推动剧情转折、看见恩宠由盛转衰的重要暗示。
清〈胤禛美人图〉其中两屏，绢本设色，184×98公分，画中女子头戴簪饰，种类多样，此图为雍正年间所绘，与《后宫甄嬛传》戏剧设定背景相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簪饰引来的猜忌
《后宫甄嬛传》中，华妃是朝中重臣年羹尧的妹妹，有强大的娘家为后盾，她如同绽放的带刺玫瑰，既让皇帝感受到柔媚风情，却又不得不警戒，担忧因宠溺妃嫔，让她兄长如狼的野心得逞。
在一次家宴上，皇帝、太后和后宫嫔妃齐聚一堂。尽管皇后提倡节俭的美德，华妃仍旧穿着光彩夺目的华服出席，太后瞧见便赞赏。华妃喜不自胜地说：「太后赏了那只步摇，臣妾想着得有些好衣裳配才相得益彰。」顺着话头，皇后提了华妃头上的绢花价格昂贵，华妃笑道：「宫中簪的绢花就是绸缎做的，虽然好看却容易腐坏，臣妾用的是金线密织，穿宝石珠子做的。」至于制作的钱哪来？她直言不讳是来自娘家补贴。
清〈珊瑚珠玉步摇〉，长20.5公分，流苏长20公分，簪首是珊瑚雕刻的牡丹花样，搭配白玉和珍珠串。「步摇」有「流苏」的别称，是妇女缀于发髻的垂坠装饰，当女子转头或步行时会随之摇曳，因此名为「步摇」。清代贵族女性流行的步摇多以金、玉为主体，并以珠翠宝石点缀色彩，台北故宫藏。
看似闲聊的问答，却暗藏玄机。太后用亲赏的步摇，提点皇上对重臣之妹必须重视，才能使朝政安宁；皇后道出饰品的奢华，再加上华妃洋洋得意的炫耀之词，却在帝王心中埋下疑虑的种子。
黄签的秘密
现实中的后宫家宴是否和戏剧中一般针锋相对，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女子上不了厅堂朝政，遑论被记载在史书中。尽管如此，现存的历史文物依旧可以成为戏剧编纂的基石，拼凑出妃嫔生活的部分样貌。台北故宫收藏多达千件宫廷簪饰，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钿簪系有黄色纸条，上面留存过往的文字标记，成为窥探后宫秘密的出发点。
清〈镀金嵌珠翠玉簪〉，长21公分，台北故宫藏。
黄色纸条被称作「黄签」，为管理各殿的太监所留下。清代妃嫔的簪饰受到宫廷管辖，在她们逝世之后，过往收到的赏赐会回归皇室财产，另也有妃嫔在生前就交回饰物。黄签是清点登记之后，回到宫中库房所做的简易备注，通常会写原主地点、入库时间、饰品名称或制作材质等零散内容，书写无特定规范。除此之外，有时储放盒匣写的题签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如台北故宫藏的清〈镀金嵌珠翠玉簪〉。其以翡翠仿制鲜嫩的竹叶，搭配光泽温润的珍珠，风格清新脱俗。即便装纳盒匣已有破损，题签依旧清晰可见「储秀宫」三字，由此得知簪子主人的处所。储秀宫离帝王住处养心殿最近，不少得宠嫔妃住过，清末更是慈禧太后的长居之地。
除了文物本身，故宫旧藏的盒匣也提供历史研究资料，〈镀金嵌珠翠玉簪〉盒匣上面写着「储秀宫」。内有零星的宝石配件，可能是簪子脱落下来的。
皇室对后妃首饰管理严谨，原因是后妃既为帝王眷属，又具有朝廷命妇的身分，首饰是宫廷礼制的一环，必须穿搭正式衣服，从用料、样式至配戴场合都有规定，受规范种类包含领约、耳饰、彩帨（佩巾）及朝珠等，细则记载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大清会典图》中。举例来说，清代皇室妇女和朝廷命妇在正式典礼穿的领约，是与朝袍搭配的圆弧形项圈，《钦定大清会典图》便明订透过宝石种类及数量区别品秩：「皇后领约，镂金为之，饰东珠十一，间以珊瑚，两端垂明黄条二，中各贯珊瑚，末缀绿松石各二。皇贵妃领约，饰东珠七，垂条末缀珊瑚各二。贵妃、妃、嫔条用金黄色，余皆同。」
清〈金嵌东珠珊瑚领约〉，外径17.4公分，镶有七颗东珠并用珊瑚装饰。根据《钦定大清会典》的服仪礼制规定，应为皇贵妃、贵妃使用，台北故宫藏。
清〈孝贤纯皇后朝服像〉，绢本设色，94.8×116.2公分，孝贤纯皇后为乾隆第一任皇后，于画中穿着正式朝服，穿戴领约、耳饰、彩帨及朝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正式场合配戴，妃嫔也留有不少日常配戴的簪饰。若对黄签统计调查，可发现宫廷簪饰会被「回收利用」，有入库品重新赏赐给其他人的情况。从台北故宫藏〈银镀金松鼠葡萄簪首〉、〈银嵌玻璃飞蛇簪〉等12组件的簪饰系的两张黄签，会发现这些饰品进出库房的日期。两张黄签上分别写着「（乾隆）四十年又十月初四日收」以及「咸丰三年正月二十日收平顺交」，根据台北故宫研究员陈慧霞的研究和比对，这些饰品有可能是令懿皇贵妃在乾隆四十年（1775）离世之后，曾重新点交归还，因此留有第一张黄签。而后又再被赏赐出去，到了咸丰三年（1853）才交还。按后宫嫔妃的生卒年比对，有可能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病逝的孝和睿皇后，有可能是在咸丰三年（1853）入葬后，遗物被重新点交归库。
清乾隆〈银镀金松鼠葡萄簪首〉一对，长9公分，宽7公分。工匠用点翠装饰葡萄藤叶面，叶间用巴洛克变形珠和蓝宝石点缀，金属刻成的松鼠穿梭其间，台北故宫藏。
此外，有些妃嫔会将个人首饰换取逝世妃嫔的簪饰。由太监逐日记录帝王服饰穿着的《穿戴文件》中，记载乾隆年间的皇贵妃曾拿出自身首饰，与舒妃遗物中的〈金累丝三凤朝冠顶〉交换。这项行为可能和传统习俗有关，清代福格的《听雨丛谈》谈论到满洲风俗，提及：「八旗旧习，父母既殡，将所遗衣饰玩物，分贶其生前所爱之人，中表至交皆及之，谓分遗念。」
清〈银嵌玻璃飞蛇簪〉，长11.8公分，宽3.3公分，台北故宫藏。
簪子的宫廷制造
清代宫廷首饰多交由内务府造办处制作，造办处如同皇家专属的工作坊，为宫廷精心制作各项用具之余，储藏备品和金银玉石等物料。造办处之下按不同的工艺，设立如意馆（书画）、玻璃作、金玉作、铜作等单位承办各项差务。当宫中有大量制作需求，内务府工匠无法负荷之际，有时也会寻求外援。学者赖惠敏指出，乾隆年间曾大量制作金银器，于是向外招聘工匠，也促使宫廷式样流行传入民间。
台北故宫藏的清乾隆〈金累丝嵌珠宝蝴蝶簪〉即宫廷工艺精粹的典范之一，运用了点翠及细金工艺。为完成饰品的基本结构，工匠采细金工艺，利用黄金软且延展性好的特质，用锤鍱、扭卷或拉拔的方式制作成丝，再以金丝细密编织出蝴蝶触角、翅膀和各身体部位的轮廓，并迭加组合，造型更加立体。组件之间仍保有可上下挪动的空间，因此簪上的蝴蝶会随配戴者的举手抬足，出现轻微晃动的效果，彷佛是这只蝴蝶活了过来，正优雅地拍着翅膀。
清乾隆〈金累丝嵌珠宝蝴蝶簪〉，长17.3公分，宽8.5公分，是盛清时期首饰工艺的经典，台北故宫藏。
为了增添簪饰的色彩，工匠将蝴蝶的头、胸部用绿松石装饰，并以圆润的珍珠当作双眼，张开的蝶翅上镶嵌的红、蓝宝石依旧保有原矿的几何型态，底部为镶嵌方便而切平，宝石周围用花形金丝紧扣。而在蝶翅中心及大翅的滚边处、带有特殊光泽的翠蓝色纹样，则源自历史悠久的点翠工艺。点翠是以鸟羽黏贴装饰的技术，羽毛选用特定种类的翠鸟，牠们的体型不大，栖息在水域旁，故鸟羽可防水，再加上色泽鲜艳，因此成为制作饰品的首选。工匠取下翠鸟羽毛后，会进行「定羽」工序，在羽毛背面刷胶加固，再依照装饰图样的大小轮廓，排列裁剪成型。为了最高质量，工匠仅取脊背部和腰部采下的正羽和半成羽，一只翠鸟可用的羽毛数量十分稀少，每只羽毛「定羽」后可用的长度约8至9公厘，宽度约3公厘，若是制作大件的点翠面簪，极有可能需要数十只翠鸟的牺牲。
清〈点翠花叶纹面簪〉，长19.8公分，宽6.2公分，厚1公分，台北故宫藏。
华美的首饰是奢华的象征，需要召集手巧心细的匠人师傅制作，且用料珍罕，除了要耗费金银，更需要添购色泽妍丽的红宝石、蓝宝石、珊瑚及翡翠等，并不容易购买及收集，因此库存的簪饰有时会遭销熔，重新挪为他用。另一方面，也有工匠奉令拆下其他对象的宝石、珍珠等，重新设计成饰品的例子，造办处档案就曾记载：「乾隆十七年五月初四日，员外郎白世秀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子儿皮壳洋表一件。传旨，将钩环上金刚石拆下做簪子，着做钟处另配钻子，其表底下花儿如是金刚钻亦拆下做簪子。钦此。」真不愧是宫中首席设计总监，乾隆皇帝收到洋表灵机一动，下令将表外观的金刚石（钻石）拆解下来，重新制作成妃嫔簪子。
然而矿物、珍珠、翠鸟这些天然材料的产量毕竟不稳定，因此开始出现许多替代方案，常见如玻璃。玻璃工艺在清代发展鼎盛，制作时若企图仿真天然矿物，造型可仿造天然矿石水洗后的形貌，在精准地颜色调配之下，可以做出与绿松石、青金石、红宝石、白玉或水晶等雷同的品项。值得注意的是，玻璃也可以仿造珍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五十年（1785）制作的〈镀金葫芦蝙蝠簪〉留有黄签，黄签写道工匠使用了「假珠四颗」，当时人用鱼鳞、鱼胶包裹小玻璃珠，藉此模拟珠光效果，称之假珠。清代中后期的金钱物资有限，因此也出现用绸缎代替翠鸟鸟羽的方法，节省不少成本。
清19世纪〈蝴蝶耳挖簪〉，长24公分，宽5.3公分，使用点翠工艺去装饰，将明代流行的耳挖簪式样变得更加华丽，台北故宫藏。
而宫外的汉族发簪式样，也开始在满洲贵族女性流行，宫中工匠多有借鉴，像是明代常见的耳挖簪。顾名思义，此簪的簪首部是耳挖形状，明代男女绾发使用。清代男子造型改为剃发留辫，因此耳挖簪转而成为女子独有的饰品，常与满族传统女性的旗头搭配，造型题材比起前朝更加丰富，更使用不同材质装饰，比例也略有改变，簪身长度增加，簪脚出现了两脚或三脚的造型，出现「一丈青」的雅名。它在曹雪芹《红楼梦》就出现过，当晴雯得知小丫鬟坠儿偷了平儿的龙须镯，怒极之下「冷不防欠身一把将她的手抓住，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她手上乱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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