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计，70%的人会抱着手机或iPad刷资讯入睡。”卫报专栏作家伯克曼说。
源源不断的信息摄入、互动，让我们感到自己正在参与乃至改变很多重要的事件。
但慢慢地又会发现，虽然投入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社交媒体上讨论，但事情却往往朝着极端化的方向演进。
对这一点，谷歌工程师出身的威尔·戈宁有切身体会，他曾借助Facebook掀起了一场“网络行动”，参与推翻了埃及原来的总统，结果却是：
“当你想打破什么时，社交媒体很有用；可当你想用它来重新建设些什么，它就失灵了。”
01
威尔·戈宁的反思
威尔·戈宁是个埃及人，他是“阿拉伯之春”的策动者之一。
那场革命爆发半年前，一个名叫赛义德的年轻人在被警方调查时死亡。警方说赛义德是吸毒而死，但随后，赛义德被警方虐打的照片在Facebook上流传开来，引发了众怒。
戈宁就创建了一个“我们都是赛义德”的Facebook主页，3天就吸引了10万名关注者。2011年初，他在主页上呼吁：“我们上 街抗议吧。”靠着不断被转发，有100万埃及人看到了这条呼吁。
正是这次游行拉开了序幕，18天后，统治埃及长达30年之久的总统穆巴拉克被赶下了台。
埃及的街头游行
革命胜利了，戈宁站在Ted的演讲台上说：“如果你想要解放社会，你只需要互联网就够了……在使用社交媒体前，我不敢和其他人聊政治，是社交媒体让我明白，不是只有我对现状感到愤怒，原来我并不孤独。”
仅过了4年，戈宁又回到了这个讲台。而这一次，他说：“我错了。这个让人民团结起来推翻独裁者的工具，也把我们国家撕得支离破碎。”
这场被西方学者称为“社交媒体革命”的运动，没有给埃及带来民主。军队把民选总统赶下了台，埃及经济被重创，人们过得比革命前更艰难。
抗议的埃及人打出标语：“谁害怕推特？”
戈宁反思，社交媒体的特点是没有领袖、人人都是领袖，但这也让这场运动逐渐变成了“暴徒的狂欢”。社交媒体帮助传播错误的消息、谣言和仇恨言论，环境完全被毒害了，网络世界变成了战场。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嗓门最大的人，霸占了为国家未来做规划的权利，但其实他们根本不够格。结果革命被这样被稀里糊涂地引向了一条死胡同。”
戈宁把当下社交媒体的算法称作“暴徒算法”。他说：“社交媒体给大众赋了权，但在权威被消解之后，精英们也没法做到使大家把有害的渣滓筛出去了。”
02
最有传播力的是谣言
戈宁和其他研究者发现，如今的社交媒体，最有传播力的内容往往是谣言和煽动性的极端言论。
皮尤研究中心曾对美国国会议员的Facebook帖子做过分析，他们发现，那些情绪愤怒、言辞粗鲁、直接攻击敌对党的“暴躁帖”，能比其他言论多出50%的赞以及多一倍的留言。在发现了这个现象后，政客们发的“暴躁帖”比以前多了2倍。
“请用赞喂养我”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之一是人类有追求刺激的天性。麻省理工的一项研究发现，总体来说，瞎编出来的谣言确实要比事实更刺激，而且它们传递的情绪单一、鲜明、非常好识别，更容易吸引读者。
互联网创业者Sahan Kodagi则提出，谣言、极端言论盛行是因为人们都有追求社会认同的心理。他说，在如今信息过载的时代，人们已经没有能力去仔细分辨每一条信息的真假。所以，人们普遍倾向于做出最安全的选择：“大家信什么，我就跟着信什么。”
那要如何判断别人在信什么呢？Kodagi说，关注量、点赞数都是人们判断可信度的标准。
而如前所述，那些极端化表达的大V 最容易凸显出来，带起节奏，这样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
03
回音室让人越来越偏激
弗朗西斯·福山在《身份政治》中写道，在互联网世界里，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份：种族、宗教、阶层、职业、年龄、兴趣等。这些“身份”决定了每个人的立场，也决定了每个人可能会依附于某个小的意识形态，成为网络上横冲直撞的力量。
戈宁说：“社交媒体让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回音室，我们只和观点相同的人沟通。”这一现象导致的后果之一也是：我们都变得越来越偏激了。
调查发现，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后，美国人的政治立场开始加速两极分化，中间派显著减少。在医保、移民、种族、LGBTQ等问题上，人们变得越来越激进。
社交媒体出现后，美国人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显著增大。
南加州大学的科齐内茨教授分析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展开的。
他研究发现，人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通常为自己打造一个可以放心表达意见的虚拟社区。他们要么加入一个已经存在的组织（例如论坛、讨论小组），要么关注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让他们的动态填满自己的首页。
“社区”成员是彼此的观众，互相叫好、鼓励是默认的义务。有时，社区还会创造自己的语言形式。只有社区里的“自己人”能看懂彼此的发言。
科齐内茨说，社区成员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影响“，以加强对小组的归属感。他们会逐渐形成统一的价值判断。对某件事、某个人，要么大家都喜欢，要么大家都讨厌。如果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他会被取关或者踢出群组。
在很多社区内，大家不喜欢唱反调，只喜欢点赞
“步调一致”的狂热，会让人把复杂的事简单化。
例如，成员们可能都在工作方面非常焦虑，害怕失业等等。他们面对的问题原本五花八门，有人是和上司关系不好，有人是才不配位。但社区里如果有人用夸张的声调，说失业问题都要怪外来移民，慢慢地，社区里的人就都把焦点放在这上了。
久而久之，偏激的思想也就在头脑里扎下根。
科齐内茨还发现，社区成员间存在某种攀比心理。大家都想让自己的发言得到最热烈的反馈，都追求一鸣惊人。嗓门越比越大，也就离真相和理想渐行渐远。
可被编辑的“真相”、各自愿意相信的“真相”
04
越来越少的对话
戈宁认为，互联网公司在设计社交产品时，就没打算让它们成为理想的意见讨论场：
“如今的社交媒体被设计得更利于传播更不是参与，利于张贴而不是讨论，利于浅薄的观点而不是深度的讨论。”
陷在社交网络里的生活里
戈宁把矛头指向了以“转评赞”为主导的奖励机制，：
“当我们评价博主们时，我们不是看他们说了什么内容，而是看他们有多少粉丝、能得到多少赞。广告也是基于这些数据来分发的。这让人们陷入了一场永无止境的人气竞赛。”
在”人气竞赛“的逻辑中，人们没兴趣参与严肃讨论，那样回报太低。自说自话，大声广播自己的意见成了更‘聪明’的做法。
而且，社交媒体简短、快速阅读的特性，也不利于深入的讨论。
“社交媒体对篇幅有限制，想聊清楚一个话题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人们只能跳过举证，直接给出结论，这怪不了用户。但是，这确实很容易误导那些靠社交媒体看新闻的人。”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教授David Golumbia认为，因为没有严肃讨论，社交媒体已经伤害了民主：“社交媒体直接对准人们感性的那一面展开攻势，它制造了一个幻象，让人们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但这是以牺牲理性的那一面为代价的。而民主政治恰恰是基于这些理性的对话、规划和互动之上的。”
在社交媒体上容易觉得只有自己的意见是重要的。
近年来，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民粹化政客的走红，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越是极端、张狂，越是容易获得关注。
他们善于把握公众的情绪，普遍在网络上拥有众多粉丝，一天推送多条内容；采取反建制的姿态，树立敌人，煽动舆论，操弄民意……
两天前，《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研究发现，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会影响青少年，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心理健康——除了容易带来失眠等困扰，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交媒体让青少年卷入了网络暴力之中。
研究还显示，社交媒体促发了一种新的心理疾病：“错失恐惧症”。
患有这种心理的人，总担心自己没能与他人一同经历有趣的事情：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刷到朋友去吃了大餐，或去听了一场演唱会，都可能会感到非常不适。
而它的后果，就是让人们更加沉溺于社交媒体中。
在不刷手机的时候，他们会不停地在想：“这会儿别人在干什么呢？我错过了什么呢？”
这让他们不管刷不刷手机，焦虑感都一刻不停。
更多的人，还没有这么极端，他们“痛恨自己依赖网络，要比抽烟的人痛恨自己对香烟的依赖来得更强烈。”学者伯克曼说。
但让人难过的是：即便明知花这么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纯属浪费，但人们已经停不下来了。
网络新闻追求耸人听闻，真正有价值的内容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每一个有公众分歧的话题都迅速演变成心理剧……
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伯克曼建议：人们应适当减少对于政治和新闻的关注，去过更有意义的生活，主动去保护生活的某些部分不被时事淹没。
“真正的生活，
不应该发生在你的手机里”
文/张光裕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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