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年初,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曹禺院长得知这个消息后,悲痛万分,他说:

“周总理逝世了,我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去!”

当时,北京人艺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曹禺院长有着半个世纪的交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周总理对剧院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心,其中一点和曹禺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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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曹禺

在那个令人怀念的日子里,周总理经常到剧院看演出、看排练、出席座谈会,甚至每个员工的宿舍,周总理都去过。

周总理每次来剧院,曹禺都会在一旁陪同。用周总理自己的话来说,曹禺是他的“老同学”。

他们真的是老同学吗?

曹禺摇着头说:“那是总理谦虚,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南开中学先后的同学,而且先后在一个剧团演过戏罢了。”

周恩来对曹禺的夸奖毫不吝啬:“是个难得的人才,一定要见上一面。”

周恩来和曹禺的交往,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

1938年在武汉,邓颖超应友人之邀,观看了一场话剧,名为《日出》。事前,她并不清楚这个戏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戏的内容。但整场看下来,她深深地被这场话剧所吸引。

后来,听友人介绍,邓颖超才知道这个戏的作者叫曹禺,非常年轻,以前也是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还是南开新剧团的活跃人物,以后在北京清华大学文学院毕业。

23岁那年,曹禺写出了《雷雨》,26岁又发表了《日出》,他的戏剧,在不少城市和学校都有演出,深受广大青年人的喜爱,是戏剧界被看好的青年作家。

邓颖超听完所有介绍后,频频点头。她惊异地发现,这个年轻的作家,竟能写出如此成熟的作品,可见其出手实在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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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邓颖超

她没有想到,这次看戏,会发现一个新人,这的确是意外的收获。

回去以后,邓颖超向周恩来介绍了曹禺,并建议他抽时间也去看看。

不久,邓颖超陪同周恩来去看了《日出》,之后又看了《雷雨》。对曹禺的这两部成名之作,周恩来和邓颖超都非常喜欢。

遥想过去,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话剧,周恩来还是南开新剧团的中坚分子,甚至在南开校刊上发表过《吾校的新剧观》这样的文章。

对话剧的关心和热爱,成为他们两人在革命生涯的共同爱好。

周恩来珍视曹禺的作品,还因为这些作品对于中国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非常深刻的。一个作家敢于直面人生,尖锐而直率地揭露生活,抨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黑暗与丑恶,才显示出作家正直和真诚的艺术良知。

通过观看这些作品,周恩来觉得,曹禺不仅熟悉生活,而且熟读古今中外的戏剧名著,掌握了前辈文化艺术大师的真谛,这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周恩来会对邓颖超说:“曹禺是个难得的人才,又是我们南开的同学,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要打听打听,将来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见上一面,和他谈谈,交朋友,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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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周恩来

初次见面,周恩来对“老同学”说:“我早就想认识你了!”

抗日战争时期,曹禺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有一天,他收到周恩来托人交给他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周恩来是以一个老校友的身份,用十分亲切的口吻问候了曹禺,并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到八路军办事处做客。

曹禺收到信后,惊喜万分。他早就知道周恩来的身份,也想亲自去拜访,这下刚好有了机会。

当他第一次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心情格外兴奋。一位身穿灰布军服的青年人领着他走进一间简朴的屋子,周恩来已经在那里等候。

周恩来见曹禺来了,面带笑容,伸出手,同曹禺紧紧握在一起,十分亲切地说:“你来了。”

曹禺很激动,他高兴地说:“周先生,您好!”

周恩来笑了笑,一边将曹禺迎到座位上,一边说:“我早就想认识你了。”

两人初次见面,却有一见如故之感。

那时候,周恩来问曹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也问到了他的创作情况。当周恩来谈起《日出》和《雷雨》时,热情地赞赏了这部作品,言谈之间也流露出对曹禺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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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曹禺

周恩来亲切和蔼,谈笑风生,很快就缩短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他们都不再感到陌生,也彼此增强了亲切感。

曹禺身为一个作家,有着特别敏感的心,他感受到周恩来待人真诚,同时也感受到了少有的心灵沟通。

然而,当他们的谈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就响了。周恩来和曹禺打算一起去躲躲。他们从曾家岩沿着石阶而下,在山路上看到日本的飞机正朝着山城轰炸,顿时浓烟四起。

面对这些凶残的敌人,周恩来面容严峻,心情沉重地说:“如今国难当头,我们中华儿女必须团结起来,奋起抗日。”

这种情景让曹禺感触良多,他也从周恩来的身上,感受到一股巨大的能量,他相信共产党是要抗战到底的。

从那时起,曹禺坚定地靠近了共产党,在他一生的追求中,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由于日军经常轰炸重庆,国立剧专被迫前往距离重庆300里路的小城——江安。在这里,曹禺时常会想起和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会想起周恩来对他的期待和鼓励。

1939年的冬天,曹禺在江安任教之余,写下了《蜕变》,并和导演张骏祥带剧团到重庆准备演出。

谁料,在演出前,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冷遇和刁难。好在最后经过据理力争,才于1940年4月15日得以在重庆演出。

《蜕变》一经演出,就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有人说,这是抗战时期戏剧中“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就连报纸上都发表了一些肯定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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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好的评论,就有不好的评论。曹禺很关心大家的看法,当他看到一些偏激的评论时,也会感到沮丧和困惑不解。

这时,周恩来也看了这部戏,他非常高兴,立即请曹禺到八路军办事处吃饭,意在庆祝曹禺的《蜕变》演出成功。

周恩来说:“歌颂抗战是艺术家的良心,我们只有保护和引导的责任,没有挑剔和损伤的权利。”

曹禺听后,大受感动,他发现周恩来是第一个发现《蜕变》这部戏主题价值的人。

1941年,继《蜕变》完成以后,曹禺又写出了《北京人》。10月26日,《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次公演,又引起了轰动。

周恩来第一次去看《北京人》,印象颇好。他认为这是曹禺写得最好的一部戏。对于曹禺的作品,周恩来对《北京人》格外偏爱,在重庆的时候就已经看过好几次,后来到了50年代,趣味依旧不减。

抗战时期的重庆,绝大多数公教人员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曹禺虽为大学教授,还是著名的作家。但因为有家属,过得也非常贫穷。甚至有时候吃饭,只能烧碗开水,对付着两个烧饼咽下去。

周恩来知道曹禺生活窘迫后,经常请他到曾家岩共进午餐,有时还会请老舍先生来吃饭。

重庆的冬天,特别阴冷。周恩来看见曹禺衣着单薄,就特意送了他一块延安纺织的灰色粗毛呢,让他御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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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周恩来

那时候的曹禺,听说延安欢迎老舍、巴金等一批作家到延安去,就对周恩来说:“我想离开国统区丑恶的环境,要到延安去。”

周恩来挽留了他,并语重心长地说:“这里也需要人,国统区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你的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要继续努力。”

最后,曹禺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我们都知道,曹禺和周恩来是前后同学,虽然相距有10年,但对于培育自己的母校,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

有一次,周恩来约曹禺一起到重庆郊外看望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张伯苓喜出望外,热情地欢迎了他们。

那天,张伯苓留周恩来、曹禺一起吃午饭,恰巧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也来了。张彭春是南开最早的留学生,回校后任南开新剧团的领导人。

他见到周恩来和曹禺,也十分高兴。阔别多年,如今老友重逢,真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啊。

席间,周恩来回忆了在南开学校的生活,他的言语中处处透露出对老校长的敬重,让人十分亲切。

回去的时候,周恩来和曹禺乘坐同一辆车。在车上,曹禺说自己在江安任教时,有特务到他的住所搜查过。于是周恩来提醒他说:“国统区特务横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在曹禺的心中,周恩来就像良师益友一样,是一盏引路的明灯,照亮他前进的路。

1945年的秋天,周恩来还介绍了毛主席给曹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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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毛主席

那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重庆文化界二十多位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在上清寺见到了毛主席。

这是曹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穿着一身蓝灰色中山服,身材魁梧,神采奕奕。

毛主席紧紧握住曹禺的手,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

电影导演沈浮插话说:“国统区太黑暗了,我要到延安去。”

毛主席笑了笑,说:“欢迎你们去延安,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哦!”

这次见面,让曹禺体会到毛主席身上的魅力。他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

周恩来对曹禺说:“今天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1949年2月,曹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到达香港,随后又和一批民主人士来到解放区。

曹禺一行人从香港坐船到烟台,然后又乘汽车到达济南。邓颖超听说后,特意从北京到济南欢迎这批爱国民主人士。

当时,曹禺见到邓颖超,非常激动,他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亲切的说了一句:“邓大姐!”并把身旁的方瑞介绍给邓大姐认识。

邓颖超说:“欢迎大家,恩来同志让我欢迎你们到解放区来,到北京共商国事,恩来还要我向你们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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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周恩来和邓颖超

由济南乘车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曹禺立即投入到筹建新中国繁忙的工作中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委员;还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理事。

那时候,曹禺在创作上有了一种特殊的心态,对于自己在创作上已有的成就,也发生了动摇,甚至常说:“我的那些作品写得不好,不要再提了吧。有时,我真想一把火把那些作品全部烧掉。”

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对自己过去的创作,主动提出批判,甚至还对《雷雨》、《日出》等作品进行了修改,特别是《雷雨》,改动非常大。

1951年,周恩来听说曹禺学习努力,并勇于自我批评,表示赞赏。同时,他也语重心长地告诫曹禺:“不要妄自菲薄,要有自信,要有主见。”

1954年12月31日的晚上,周恩来特意来到北京剧场,观看了曹禺解放后的第一个戏《明朗的天》,并直接给予剧院具体的工作,详细的指导。

演出结束以后,周恩来高兴地来到舞台上,与演员们一一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那时候,周恩来站在舞台中央,一众演员将他团团围住,都想听他讲话。突然,周恩来摆摆手,说:“今天是除夕,你们谁有约会的先走,要是挨了骂,我可不负责哦。”

一句话,瞬间引起人们哄堂大笑,周总理也畅快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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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周恩来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来听周总理讲话的人越来越多。那些站在后面的同志根本听不清楚。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句:“我们都到休息室吧!”于是,人们簇拥着周总理前往休息室。

在休息室里,周总理挥一挥手,示意大家坐下。等所有人都坐好以后,周总理满脸带笑地对身旁的曹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总得了解一些情况,这个除夕也没算白过,大家都谈谈吧!怎么样?”

接着,大家都反应了一些情况,周总理兴致地记录下来。最后,周总理对曹禺说:“你们剧院的问题,也要和今天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看。话剧演得太少,去年多一些,但还不够。今年要搞话剧比赛,是不是?”

曹禺点了点头,说:“是的,就在今年年底搞!”

周总理听到后,继续说:“在话剧比赛之前,要先做一些思想工作,检查报告也要出彩一点。”

曹禺边听边记着,还是时不时点头。

这时,周总理突然加重了语气,说:“你是院长,要能自我批评,也要敢于批评别人,起到带头作用。你在剧院这么多年,这些应该都可以做到吧?”

曹禺比了个手势,表示可以做到。周总理又说:“报告还是要做的,告诉我,我要来听。”

谈话结束以后,周总理又把曹禺交到身边,对他嘱咐道:“你写点东西给我,各方面的问题都要提到,十天,我等着。”

周总理似乎对这件事特别上心,不仅在刚才的谈话中提到,现在也单独和曹禺讲了一遍,就连坐车准备回去的时候,仍回过头说:“老同学,今天就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1959年,全国上下都在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曹禺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不仅应当和人民共患难,还要为人民奉献一些精神食粮,从精神的层面,激发人民度过困难,战胜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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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曹禺

那个时候,曹禺已经50岁了,他的精力大不如前,身体也变得多病。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请梅阡、于是之来合作。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在历史题材中发觉新意,另辟蹊径,终于写出了《胆剑篇》。

1961年10月,在北京人艺剧院,《胆剑篇》第一次公演。周恩来看了以后,首先肯定了这部戏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创作思想上存有某些包袱。

这一点,曹禺也很认同,他在“广州会议”上就有提到。

广州会议之后,曹禺收拾心情,又开始着手写《王昭君》。

谈起《王昭君》,还有一段序曲呢!

那是1960年的冬天,在北京政协礼堂一次集会上,一位内蒙古自治区的同志向周总理反映了一个情况,周总理听后对曹禺说:“曹禺,你就写个王昭君的戏吧!”

这之后,曹禺为了写出《王昭君》,专门到内蒙草原上深入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收集流传于蒙古族民间的传说故事。

那时,田汉从电视上看到曹禺在内蒙草原骑马扬鞭的场景,兴奋不已,大笔一挥之下,写了一首七绝:

“一鞭大漠马如飞,青冢黄沙带笔归。为使全华团结好,再抛心力写明妃。”

曹禺看到这首七绝后,深感不能辜负人们的期望,从广州会议结束回京以后,便开始伏案创作。

创作《王昭君》,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1976年1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沉痛的语调,宣布了周总理已经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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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家里写作的曹禺也听到了,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又听了一遍。当他听到“周恩来”三个字的时候,心往下一沉,眼泪马上就如同决堤的河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曹禺呆愣在原地,嘴里不停地喃喃道:“周总理逝世了,我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逝。”

几天后,曹禺从悲痛中缓过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尽快把《王昭君》创作出来,以告慰周总理的在天之灵。

话剧《王昭君》正式公演的时候,曹禺第一个请的人就是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同志。邓颖超看完《王昭君》后,紧握曹禺的手,激动地说:“你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恩来知道的话,一行会含笑九泉的。”

曹禺也留着泪说:“我把这个剧本献给敬爱的周总理,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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