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陈世騠（1907—1970），浙江嘉兴人，中国研究遗传物质载体最早的科学家之一，我国摩尔根学派的知名学者。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1935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先后于东吴大学、燕京大学、河南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39年进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历任上医生物学教授兼科主任、上医教务长。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染色体研究，在《北京博物学》《动物学报》等杂志发表过多篇论文，通过对大白鼠染色体、家兔染色体、蝗虫染色体的研究，阐明了生物配子发生过程中重要的生物学现象——减数分裂的过程，对遗传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突然而至的消息
1955年是陈世騠和卢惠清结婚的第十个年头了。
医学，是连接他们的纽带。十年来，他们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坚守着同一个理想——为人类健康事业奉献终身！也正是这份对医学事业的热爱，让两个人虽然整日奔忙，却也比任何人都能体恤对方的辛苦。
这当然不是陈世騠第一次晚归了，但他凝重的神情显然与平日不同。卢惠清没有询问，她知道他会在合适的时候告诉她。
“惠清，你要有思想准备，我们可能要离开上海。”晚饭间，陈世騠犹豫再三，终于吐露。
“离开上海？”卢惠清惊了一下，虽然最近单位里时有内迁的议论，可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她还是无法立刻接受。陈世騠见妻子神情恍惚，放下了手中的碗筷，他看着卢惠清，认真地说道：“中央已经决定，要将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人员一分为二，支援重庆，建设重庆医学院。陈（同生）院长已经找我谈过话了，希望我能过去。”
卢惠清听丈夫说罢，内心五味杂陈。对于重庆的情形，她是知晓的。抗战前，她随所在单位北京协和医院迁往成都，后又辗转到重庆，在歌乐山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央护理学校从事护理工作。就是在那里，卢惠清认识了陈世騠，两个人走到了一起，直到抗战结束后才重新回到上海。人到中年，好不容易才有了稳定的工作，有了温馨的小家，真的还要折腾吗？卢惠清一时间感到茫然。
陈世騠与家人在上海合影
可看着丈夫眼中闪烁的光芒，卢惠清知道，他必然是要去的，她了解他，知道他心里装的是什么。其实她自己倒不怕苦，她什么困难都可以面对。只是，现在她不能只考虑自己了，她不只是妻子，也是母亲，这一走，孩子们怎么办呢？大儿子刚上大学，二儿子才上初中，小儿子还年幼。上海的教育资源显然要比重庆优越，难道要让孩子们一起跟着吃苦吗？卢惠清的内心思潮翻涌，无法平静。
陈世騠和卢惠清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和二儿子是陈世騠和第一任妻子吴剑群所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医学院为保留医学的火种先迁昆明白龙潭，后迁重庆歌乐山，陈世騠只能一路随校西迁。不料，因孕留在上海的吴剑群，在二儿子出生后不久，便撒手人寰，陈世騠甚至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卢惠清所在的协和医院也因战火被迫关闭，作为妇产科病房护士长的她随医院迁往成都，后因重庆急需医护力量，又毅然离开相对安全的成都，到重庆歌乐山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央护理学校教授护理学，没日没夜地为战时的重庆培训护理人员并输送到各地。正是在这段艰难的战火岁月中，卢惠清与志同道合的陈世騠相识相知，相互扶持，直到1946年回到上海。
可谁能想到，十年之后，他们会故地重返呢？
“国家需要，就一定要站出来”
人的一生总要面临许多十字路口，重要的是无论走向哪条路，都要走得坚定，走得坦荡。陈世騠便是如此。从求学之路到从医之路，从出国深造到回国发展，陈世騠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坚定。
1907年，陈世騠出生于浙江嘉兴栖真乡下睦港一书香门第，祖父曾举秀才。父亲陈坚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曾任嘉兴县银行行长，成为当时嘉兴商界知名人士。陈世騠在兄妹五人中排行老二，哥哥陈世骧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生物学、昆虫学家。珠玉在前，陈世騠自然不甘落后。1935年，陈世騠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条件，选择回国发展，曾先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河南大学、厦门大学任教，后进入上海医学院工作，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二级教授之一。沿着哥哥陈世骧的足迹，陈世騠也投身于生物学研究，成为中国研究遗传物质载体最早的科学家之一。
1956年离沪前，陈世騠全家福
对于西迁这件事，陈世騠没有过多的考虑，“国家需要，就一定要站出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坚信这是他必须要走的路。尽管此时的他已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物学教授兼科主任、教务长。
而妻子卢惠清此时也已是上海中山医院护士学校的教导主任。1938年，卢惠清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系，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获得“金钥匙”奖。她还同时取得了燕京大学护理学的文凭，获得了美国Lindberg基金会提供的“联合奖”。毕业后，卢惠清进入协和医院担任护士，入院工作短短6个月，就被任命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病房护士长。当时的妇产科主任，就是我国妇产科学的奠基人林巧稚。
原本都正处于事业发展上升期的夫妻两人，突然间，又都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一去，前路未知，归家无期。自打知道要西迁重庆，卢惠清的心就一直无法安静下来，她无法像丈夫那样泰然处之，想到要离开生活多年的城市，离开熟悉的亲人和朋友，心里总是空落落的，而更多的，还是源于对未来的担忧。但没过多久，支援重庆的人员名单就正式下来了，陈世騠和卢惠清果然都在其中。西迁，已成既定事实，一切尘埃落定，卢惠清那颗忽上忽下的心反而安定了下来，她决心和丈夫一起，去新的地方做出新的成绩。
去新的天地开创新的希望
1956年的夏天，陈世騠和卢惠清随西迁大部队一起踏上了开往重庆的轮船。他们把念大学的大儿子留在上海读书，带着二儿子和小儿子来到了重庆。
陈世騠的二儿子陈受田当时已经14岁，对第一眼看到重庆时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印象最深的是一下船就看到一条长长的石梯，望不到头。当时正是夏天，天气热得不得了，很多人光着膀子挑着东西，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山城独有的‘棒棒军’，还有一些人背着很大的背篓，吃力地爬着石梯。”从没见过这等景象的陈受田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当时觉得这里是一个跟上海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1956年，上医生物学教研组欢送陈世騠（第一排中间）等赴渝
而当时的重庆医学院，南、北两栋楼才刚刚建成，陈世騠和第一批到来的老师们，为了赶在九月开学前准备好新生上课所需的教具、教材，只能一结束上医那边的课程就顶着酷暑赶过来。然而此时，教职工的宿舍还没有建好，陈世騠只能带着家人借住在儿童医院的一间简陋的小平房里。忆及此事，陈受田感慨道：“幸好父亲和母亲以前来过重庆，多少了解这边的情况，所以把上海家里所有能带上的家具、生活用品全部带来了，不然我们的新家真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一别十年，陈世騠和卢惠清对这座城市感到陌生而亲切。到重庆的第二天，他们特地去了歌乐山上，看看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地方，当年在战火纷飞中治病救人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如今，生活虽然艰苦，但比起战乱时的那几年，陈世騠和卢惠清还是觉得好多了。何况，他们深知此来不是为了避世安稳，而是要和400余位西迁而来的上医同事们一起，在重庆建起一座崭新的、当地人民迫切需要的医学院校。
简单安置后，陈世騠和卢惠清立即投入到了学校和医院的建设之中。在组织的安排下，陈世騠担任了重医生物教研室主任，卢惠清则任重医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1956年的秋天，重医迎来第一届医学生。开学典礼上，陈世騠还作为教师代表向新生致辞。
新的天地已然打开，等待着他们去开创新的希望……
“当之无愧的遗传学大家”
要从无到有开创一所医学院校并非易事。建校初期的重庆医学院，百废待兴、万事待举。
在组建生物教研室初期，陈世騠亲自动手筹备了大量教学模型、标本和仪器设备。为解决教学资料匮乏的问题，他经常放弃休息，主持教材编写工作，总结典型教学经验材料，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对教学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时隔多年，陈世騠的同事、学生提起他上课的情形，无不赞叹。“陈教授上课从不看讲稿，经常全英文讲授，学生们都十分敬重他。”陈世騠的同事姚允玖回忆说，“陈教授专业造诣相当高，教学经验非常丰富，虽然年资高，但教学却从不马虎，每堂课都精心准备，力求把复杂的知识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生。”
“陈教授用粉笔在黑板上随手画的解剖图都惟妙惟肖，上他的课不只是学习，还是一种享受，他是当之无愧的遗传学大家。”陈世騠的学生如是说。
虽然已是荣誉等身，但陈世騠为人谦和低调，从不张扬。他跟学生关系很好，经常还会邀请学生到家中做客，很受学生爱戴。“当时父亲班上有个学生，父亲经常带他到我们家吃饭、写作业，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父亲就以这种方式照顾他。”陈受田说，父亲对学生很关心，但他不善言辞，总是在学生身后默默地付出。
为了带领生物教研室尽快发展，陈世騠还积极组织开展学术活动，收集大量文献，指导科研设计。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世騠已经在国内率先开展染色体研究。他较早地认识到人类疾病与染色体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来到重庆后，他继续染色体方面的研究，带领教研室的同事成立了科学研究小组，从动物遗传着手，先后开展了9种动物染色体的研究。到1965年，陈世騠已带领科室成员在《动物学报》发表了三篇文章，在西南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姚允玖回忆：“当时在西南乃至全国都还很少有人做染色体研究，我们就已经在陈教授的指导下把文章发表出来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分管科研的教务长陶煦专门表扬了我们，别的教研室都羡慕得不得了。我觉得很幸运，有陈教授这样顶尖的人才带我们做科研。”
“他给了我们巨人的肩膀”
减数分裂是人类遗传学上的一个难点，医学生在学习这一抽象理论时，往往难以理解。这成为陈世騠和生物教研室的老师们一直在思考解决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的重医，科研条件十分有限，连做实验用的器皿一度都只能用高压锅进行消毒。很多研究课题因为没有条件而无法开展。可是时间不等人，不进步就要落后。陈世騠心里着急，思来想去只能向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的哥哥陈世骧求助。没多久，陈世骧就给弟弟寄来了用于染色体研究的蝗虫标本。这个标本对于教研室来说太珍贵了！陈世騠如获至宝。而教研室的同事们此时才知道陈世騠教授竟然还有个如此厉害的哥哥！
“陈教授为人很低调，也从未听他说起家里的情况，我们只大概知道他家庭条件好像不错。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他跟陈世骧往来的信封，上面写的地址是中国科学院，一问才知道竟然是他哥哥。”姚允玖说。
然而不幸的是，陈世騠还没来得及用这珍贵的标本开展深入研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
陈世騠一下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不再是人人尊敬的大教授，反而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大右派”。他从生物教研室主任的位置上被“撤”了下来，更无法继续科学研究。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此后，他竟再也无法回到他热爱的岗位上，再也无法完成他未竟的科研梦想。
1970年，陈世騠因呼吸系统疾病离世。
但他的辛苦没有白费。他留下的很多国内外领先的遗传学研究成果，为重医生物学教研室开展遗传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结束后，姚允玖第一时间回到教研室寻找陈世騠借来的标本，“当初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谁也没来得及收拾任何东西，陈教授被“打倒”期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标本。”当姚允玖在几乎被损毁殆尽的教研室里找到蝗虫标本时，他激动地跳了起来。“这是陈教授的心血，也是我们教研室的希望啊！那些人一定是不知道它的珍贵，才让它躲过了一劫。”
正是利用陈世騠借来的蝗虫标本，姚允玖和教研室的同事们一起进行了切片研究，再通过显微镜拍照，把减数分裂的每一个阶段串起来，连成了一个系统，有序列地表达出减数分裂的过程，整个过程一共制作了22张幻灯片。之后姚允玖先在学校试点教学，学生觉得哪里不懂，就把幻灯片退回去再看，试下来授课效果非常好，学生也很满意。“陈教授的这个标本真的发挥了大作用，我们后来做出的成绩可以说都是在他的基础上，他给了我们巨人的肩膀，没有他就不可能有我们后来的发展。”姚允玖感慨。
之后，生物教研室把减数分裂教学的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不久，中国科学院西部研究室下发通知，决定对教学上有突出贡献的经验和方法进行收集，在全国范围内交流，其中就包括重医生物教研室的染色体减数分裂幻灯片教学法。“太高兴了，振奋人心呐，这是我们重医的荣誉啊。”提起这段经历，姚允玖难掩激动之情，“但是，无论取得多大的荣誉，我们不会忘记，这一切是陈世騠教授为我们打下的基础。”
陈世騠编写的《人体染色体与疾病》，1963年版
如今，重医的校史馆内还陈列着陈世騠60年代初编写的一本小册子《人体染色体与疾病》，那是生物教研室建科初期，陈世騠在繁忙的建科工作中利用休息时间精心编写的。“为了编撰这本小册子，陈教授真的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他不惜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天一下班就一心扑到上面。别看它薄薄的一本，但全都是浓缩的精华，那才是字字千金。”姚允玖赞叹地说道。直到现在，这本浸透着陈世騠心血的小册子依然被姚允玖珍藏着。
三代人的重医路
人生总有遗憾。陈受田最大的遗憾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未曾真正理解父亲，而当他理解时，父亲已然不在。
跟随父亲母亲从上海来到重庆的那年，陈受田才读初中。这座山城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最初也并不理解一家人为什么会来重庆，但隐约觉得父亲母亲对重庆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重庆的艰苦生活，只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好像环境的转变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
“那时的重庆，的确是一穷二白，学校内只有两栋教学楼、一两栋宿舍，连现在学校操场所在地，都还是一片菜地农田，是我们这些孩子跟着大人一起，拿着锄头铁铲挖出来的。”陈受田说。
陈受田和父亲一样，聪敏好学，成绩优异。在父亲的影响下，陈受田也走上了医学道路。1960年，陈受田考入重医，读书期间，成绩年年名列前茅。在1965年全校评选的十名优秀毕业生中，陈受田位列其中。
1960年，陈受田（右）与家人在重庆
1965年6月，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毛泽东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提出医疗要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在这一号召下，陈受田毕业后被分配到江津柏林镇的卫生院，在江津一待就是15年。
多年以后，陈受田已经深刻理解了医者使命，但当时的他，曾一度觉得自己活在父亲的阴影里——父亲“右派”的帽子一直压着自己。受父亲的影响，他曾差一点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也是受父亲的影响，他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偏远的基层，陈受田心里总隐隐觉得委屈。
到江津工作以后，陈受田很难有机会回家。“有一次休假回去，不一会儿，就有人过来喊我出去谈话，当时天已经黑了，但他们还是要求我立刻回江津去。”陈受田说，“那时候我意识到，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这种境况一时半刻是无法改变的，我们都无能为力。”后来，直到父亲去世，陈受田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忆及这段往事，陈受田不觉湿了眼眶。这对他来说，对许多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
在江津工作期间，陈受田开始真正成长起来。他是当地卫生院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那里，他真正了解到什么叫“缺医少药”，也慢慢开始理解父亲母亲为什么会来支援大西南。
1975年，陈受田（前排左三）在江津卫校与学生合影
至今仍有一件事让他刻骨铭心。一天夜里，一位当地的村民提着马灯敲开了卫生院的大门。“他说家里有个病人，卧床起不来，问我们能不能出诊。当时我是院里最年轻力壮的，院长就安排我随他出诊。”柏林山高林深，道路崎岖，马灯微弱的亮光只能让他们看见脚下的路。陈受田跟着村民深一脚浅一脚，膝盖摔破了，马灯也摔坏了，整整两个小时才抵达村民家中。诊治完已是下半夜，陈受田第二天才回到卫生院。
这段经历对陈受田后来的从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基层医疗条件和医生诊疗水平如此之差，让他立誓要竭尽全力治病救人，努力帮助基层改善医疗水平。一向优秀的他，突然明白了父亲和母亲一直以来的坚守，他改变了过去好高骛远的想法，决定从小事做起。
直到20世纪80年代，陈受田调回了重医附一院，创建了医院超声科，但他一直关注基层医生的成长发展，甚至放弃带研究生的机会，尽己所能，帮助培养基层医生。陈受田常说，他这一生，没做什么大事，比起父亲的成就差得远，但能像父亲一样，问心无愧就好。对于陈受田来说，父亲就像暗夜里的一颗星，闪闪烁烁，温和又明亮，永远不会消灭。
如今，陈受田的儿子陈力，也成为了重医附一院的一名胸外科医生，爷爷和父亲的从医经历时刻激励着他。从医20多年来，不论是汶川、玉树、芦山、尼泊尔几次抗震救灾，还是抗击新冠肺炎、远赴非洲援外抗疫，陈力都主动担当、冲锋在前，努力践行一名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2020年，陈力（中间）参与援外抗疫，与阿尔及利亚卫生部专家交流
“爷爷没来得及做的，我们替他做；爷爷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们也替他好好看看。”陈力动情地说，“我们家祖孙三代都与重医有着不能割舍的情谊。父亲今年80岁还在坚持每天坐诊，我也会像他们一样，为重医的发展贡献全部的力量。”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今天的重庆医科大学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建校近70年取得的光辉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结果，是每一个个体的奉献与拼搏。在这条披荆斩棘的路上，很多西迁前辈已经渐渐远去，但更多新一代的重医人已经加入了这支队伍。正如陈世騠的子孙们所坚信的，即使时光倒回60多年前，西迁，依然会是他最坚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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