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东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专家，研究方向：清史、左宗棠研究。
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地域文化研究》上与学界同仁交流看法，我想讲三个问题。首先，在领会党中央精神过程中，就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及新形势下如何发展，谈点学习体会。然后，再结合两个具体问题略抒浅见。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及发展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先导作用。那么在新形势下怎样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呢？
第一，要找准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发展中的地位。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它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都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时期就讲过，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特别强调了社会科学的作用。而且毛泽东同志就写了很多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名篇，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过去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时，就深有体会。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他强调了“补课”两个字，就说明在有一段时期，我们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视不够，出现了一些偏差。江泽民同志特别提到了“四个同等重要”。这“四个同等重要”就是说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在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在任用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并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同等重要。在这四个方面都是一样的，不要有所偏废。如果我们在前一段或者在某一个时段重视不够，有不足，就要克服。当然要找准哲学社会科学在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位置，就必然要认清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在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负有的责任。这个新形势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
什么叫日趋活跃？是指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暴露出来，而且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上，特别是一些自媒体，发表了很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和认识。这本来是件好事，我们不希望学术界冷冷清清，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各种思想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反面的、错误的东西并不可怕，可以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可以进一步地提高我们的辨别能力。各种思想、各种思潮都可以放出来，然后认真地去研究、去鉴别哪些是对的，应该吸收、应该发扬光大；哪些是不对的，应该批评，应该摒弃。要用我们党一再强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通过民主讨论来辨别真理，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凡是文化学术上能有较大繁荣和发展的时期，一定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期。比如春秋战国时代，那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各样的学术流派各抒己见，争奇斗艳，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各种学术观点都在发表、阐明自己的观点，从而出现一个思想大活跃，学术大发展的时期。
再一个就是主流与非主流同时并存。在学术领域里，在社会生活中，主流和非主流思想不可能单独存在，必然是同时并存，这是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使然。特点之三是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百花园里有很多香花，但免不了也会有一些毒草，那我们就要进行鉴别。让香花开得更加灿烂，让它的香味更加芬芳，对毒草则一定要除掉。否则，我们的思想就会滑坡，我们的头脑就会被西方反华势力所左右。这些问题，今天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注意。党中央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两大任务，首先是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个任务是如何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中央对我们提出这两大任务，既是对我们的信任，也是给我们压了担子。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就迫切需要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认准哲学社会科学在科学事业中的位置。这是党中央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提出的希望、要求。也是我们办杂志，从事具体研究所必须遵循的。把握好方向，我们的杂志才会越办越好，才能够真正起到哲学社会科学宣传阵地的作用。
第二，就是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承继历史、把握当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立足中国，是因为我们发展的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的根在中国，立足中国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立足中国绝非闭门造车，我们的眼光要放长远些、广阔些，要借鉴国外的一些优秀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强调承继历史。哲学社会科学有继承性，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忽然出现又瞬间消失的，它有一个很长的连续性发展的过程。同时，光继承历史不行，还要把握当代，要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服务。我们的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向前发展的一个深厚基础和底蕴，我们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事情，绝不能妄自菲薄。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明清以来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迟缓状态。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一步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甚至沦落到亡国灭种的边缘，“救亡图存”成了时代强音，当时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来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开始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这个学习西方的梦却破碎了，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把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被帝国主义侵略打破的过程讲得很形象、很生动，也很深刻。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去学习西方，“老师”却反过来还反复地打你。这引起了深深的反思，结论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能救中国。我们学习的这些“老师”们，都是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寡头及其代理人。他们把西方的文化传播到中国来，不是要救中国，不是要拯救中国人民于苦难，而是要侵略中国、压迫中国、掠夺中国。在中国人民头上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要想使我们真正的富强起来，中国人民就必须推翻这三座大山，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真正的走上富强之路。
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确实有些人，对中国文化妄自菲薄，却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批判“全盘西化”论时，就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我们一定要吸取西方文明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盲目搬用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性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向苏联学习。学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当然是必要的，但盲目学习，全部照搬，“全盘苏化”就不对了。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很多，很多教材都是照搬苏联。因为水土不服，苏联的东西搁在中国就不见得适用，所以我们现在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很重要的。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引进了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也有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被介绍进来。可说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甚至还出现了一股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歪风邪气。有一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甚至热衷于跟在西方文化后面亦步亦趋，搞什么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而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却漠然视之，甚至肆意贬低、丑化。这与我们大力提倡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完全背道而驰。党中央一再强调“四个自信”，是因为在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中，有一部分人还缺乏自信。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真诚、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现在有些学者在学习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国特色”这个前提。他们崇拜西方文化、模仿西方文化、宣传西方文化，更有甚者，有人竟然丧失国格、人格，拜倒在西方腐朽文化面前不能自拔，还自鸣得意。
第三，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要求相关学者要有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定不移的事业心和平稳扎实的心理素质。要抵制追名逐利、金钱至上的诱惑。要端正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的心态，要反对弄虚作假、欺世盗名，要揭露、批判以抄袭手段窃取他人成果的卑劣行为。这既是一个做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也是一个治学的学风问题。学风不正，治学方向必偏，学者自然无所皈依，甚至会误入歧途。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立于时代之潮流，通古今之变化，积极为党为人民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要端正做人、做事的态度；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不能偏离方向。结合个人的治学之路，谈几点感悟：首先，“治学”先要做人。要做正人，走正路，办正事。其次，做学问就要专心致志，敢字当头，追求真理，永不放弃。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人们对它的探索永远不会有止境，我们永远不会穷尽真理。所以在钻研学术的过程中，就要端正治学的态度，既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又不能目空一切、妄自尊大。第三，治学一定要脚踏实地，肯下苦功，不能梦想抄小路，走捷径。中国有句俗语叫“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马克思也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有一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有的人特别怕坐冷板凳，只想马上成功。有人虽然自诩“著作等身”，但是没有人读，没有什么意义。更有人抄袭、拼凑、弄虚作假、粗制滥造。这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打假，要杜绝抄袭。第四，做学问要讲究方法。要虚心学习行之有效的治学经验。要向前人、同辈、后学学习，所谓见贤思齐。同时还要学习治学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手段。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上了年岁的学者，更应该向中青年学者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只有这样治学才能出成绩，才能事半功倍。
二、关于“新清史”问题
关于“新清史”的问题，这是史学界近来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清史研究领域。所谓“新清史”，是指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兴起的一个学术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观点有三方面，第一、强调清朝是一个非汉族的征服王朝。第二、强调清代的满族是一种族群认同。反对满族接受汉化的这样一种提法。我们常说满族入关后，几代皇帝推行一些政策，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比如清朝入关后的几个皇帝对儒家学说就很精通。第三，他们提倡以族群、边疆等视角，重新审视清代历史，提出所谓内亚中心视角，所谓内亚就是内陆亚洲，简称内亚。这个内亚包括蒙古（今蒙古国和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中国东北）、西藏、新疆这四部分。本来“内亚”在学术上来讲，是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流派却把这样一个文化概念和中国对立起来，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新清史”论者认为，清朝在文化和地域上至少是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就叫“内亚”，一部分叫中国。此观点既存在一种逻辑上的偏差，也不符合中华民族一向强调的“大一统”的历史史实。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大部分是由汉族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但也有一部分是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有相对比较小的地方政权（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统一全国的王朝，如元朝以及后来的清朝。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今天影响很大。清朝统治者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外族”，雍正皇帝曾亲自撰写《大义觉迷录》辩论此事，论证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当时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否认清朝的“正统”，意图反清复明。历史上的中国王朝都是追求统一的，在王朝更替过程中，无论哪个民族占据统治地位，都属于中国范畴内的正常现象。所以历代中国王朝一向强调“大一统”而反对分裂。而“新清史”的“内亚中心”视角观点，实际上是挑战中国“大一统”的传统观念。中国传统的历史趋势是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三国演义》开篇就讲“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代中国王朝争的是正统，并不是国统。而“新清史”却通过淡化“汉化”来讲述中国历史。什么叫汉化？可以看历史上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他搞的是全盘汉化，北魏从原始社会一下进入奴隶社会，随即又进入到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因为当时汉民族文化水平比较高，鲜卑族拓跋氏要学习先进文化，而所谓的汉化就是落后的文化学习先进的文化。这不是一个民族间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效仿。所谓“汉化”实际是两种社会发展的形态的转型，两种不同的生产力、不同的生产关系的转化。
“新清史”的观点和流传后果必然是为西方反华势力推进他们西化、分化中国政策服务的。可能“新清史”学派某些学者主观上没考虑那么多，但客观上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按照“新清史”论的观点中国古代（直到清代）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像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区与内地是分开的两个地域，这就为中国的极端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搞分裂活动的所谓理论依据。
三、关于新疆研究与左宗棠研究问题
近些年来，美国和西方的媒体、智库、政客不断炒作所谓新疆问题，狂打“新疆牌”。他们以我国新疆地区作由头，肆意造谣、污蔑，其不顾事实，胡编乱造，已经到了不择手段、不遗余力、不计后果的地步。当然，美西方拿中国新疆做文章，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出自他们的战略意图。在美国反华势力看来，搞乱新疆是他们实施“重返亚洲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按照他们的梦想，如果搞乱了新疆，就可以钳制中国，遏制中国崛起，从而起到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作用。同时，美西方的反华势力也妄想通过打新疆牌来转移国内矛盾，减轻内部压力。
面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对于新疆问题，从新中国成立时起，党和政府就一直非常重视。从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突出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202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定位，扭住工作总目标，把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更好地建设美丽新疆。
面对新的形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应该充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研究，不但要把今天新疆的真相告知全世界，揭穿美西方反华势力的造谣、污蔑伎俩；而且要把新疆地区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一员的历史广为宣传。在敌对势力疯狂进攻面前，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跟上形势，站在战斗的前线，而不应畏首畏尾，顾虑重重。当美西方敌对势力恶毒污蔑时，我们必须坦然面对，强力反击。让事实说话，借历史发声，绝不躲闪回避，明哲保身。
今年是新疆建省140周年，这对新疆、对全国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时刻。新疆改设行省，是中国历代王朝治理边疆理念、政策、措施上的一次巨变，这一举措促进了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对巩固我国的西北边防，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起到了重要作用。新疆建省是中国历代王朝治边方略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是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而左宗棠就是这块里程碑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当然，新疆建省的前提是这块宝地的回归。收复新疆和新疆建省堪称新疆回归史上的前后篇章，二者既彼此衔接，又相互补充，紧密联系，浑然一体，形成一幅用血肉捍卫，用智慧治理的壮丽画卷。而这一事件的主角左宗棠也因此而功在千秋，名垂青史，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纪念的英雄。但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也难取得一致，甚至因他曾镇压过太平军、捻军和陕甘回军而饱受诟病，被视为“有争议的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史学界一些学者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左宗棠的爱国思想、致力于近代化建设的举措，特别是他力排众议，收复新疆的壮举，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充分肯定。尽管如此，在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某些陈旧观念、狭隘思维以及瞻前顾后、明哲保身的治学心态仍有一定影响，解放思想有时还停留在口头上。几年前，中学历史教科书压缩、删节“左宗棠收复新疆”课文就是其中一例。后来，经史学、新闻、社会团体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在国家鼎力支持下，纠正了偏向，肯定了左宗棠的历史功绩和家国情怀，恢复并加强了课文中有关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爱国主义内容。此事例虽仅是管中窥豹，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总之，通过近些年来学界对新疆问题和在左宗棠评价问题的研究回顾，既可以看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可以看到从事这一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应该振奋精神，迎难而上，立足本职，服务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为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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