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8岁的万伯翱高中毕业。父亲万里决意送身为长子的他到农村去。从1962年到1972年，万伯翱在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耕耘十年，在那里结识朋友、认识农民和社会，也寻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关于自己的父亲，万伯翱也在多篇文章中谈及。
万伯翱 资料图片
例如万伯翱在《父亲万里的健身之道》中写道，“父亲从不吃各种补药，也不相信什么气功大师的奇功魔法。他的座右铭是：运动就是健康和生命。实践证明一静（桥牌）一动（网球）保证了他身体健康，在第一线工作时能以旺盛的经历投入工作，他说：这两项运动都要打到90岁再说。”
“文革”期间，万里曾被解除职务，还被关进了班房。一次万伯翱从农场回京时，万里见到儿子说：“啊，老大，你这个工农兵啊，用工农兵的思想把我们这个资产阶级批判批判。”在万伯翱变成“黑党委的小黑瓜”后，女友同他划清界限，人生最为艰难之时，万里给他写信，告诉他“爱情毕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这些细节也在《红墙内外》书中得到了讲述。
2015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在京逝世，享年99岁。
在茶话会上，叶永烈回忆起，万里坚决不同意自己的妹妹万云被分配到团中央工作，万里说，“你应该到基层去。”于是万云被调入北京国棉二厂工作，在基层干了28年，临退休也只是个局级干部。
万伯翱笑称家里人是“朝中有人难做官”，自己则是“朝中有人难回京”。他还回忆父亲退休后就“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万里文选》出版时，父亲说什么也不参加座谈会，“我到那去听你们评功摆好有什么意思？”万里说。
对话
记者：您在新书茶话会上自我调侃说“朝中有人难做官”、“朝中有人难回京”，因为您父亲对家人要求一贯十分严苛。反观当下一些官员利用职权帮助子女升迁、经商，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您怎么想？
万伯翱：这些问题在周恩来、在我父亲万里等人身上绝对不可能发生，不但不可能发生，而且绝对是“朝里有人做官难”。周恩来压邓妈妈，我父亲压他的亲妹妹和压我母亲，都是很厉害的。现在利用“朝里有人好做官”这种现象占便宜的人，还得吃亏。比如令计划，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一定会翻船。
有些老共产党员的故事是很动人的。比如陈云喜欢苏州评弹，最好的朋友荣毅仁送他一部盒式录音机，陈云又把礼物退回去了。徐向前去钓鱼，有人听说徐向前来了准备了一大桌酒席，徐知道后绕开酒席去吃了山西刀削面。这叫罢宴。
陈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是。
说句实话，万老的保险箱里真没有什么港币、美元、英镑之类的，资产充其量一百万之内吧，我也没敢打听，我就打算不要了。我一说这数字，好几位大将的子女，比如黄克诚、罗瑞卿的子女们很惊讶，说：“你家这么多钱啊！”我只能说“我爸爸比你爸爸多活多少年啊”。黄克诚的子女说家里最多十几万，罗瑞卿子女说只有四万。
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好几位大将的子女都是骑自行车去的，例如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少将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子女都很淡然，我问他们怎么骑自行车过来了，他们就说，离得近就自己过来了，骑车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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