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末期，我高中毕业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山村，成了一名“回乡知青”，那年，我虚岁十八。
一回乡，就不想让身上沾着泥。记着自己最爱穿哥哥给我的一件有“四个兜”的绿军装，上衣袋时常插着一支上海产“红卫”牌粗黑钢笔。这时的父老乡亲把我看成“喝过墨水”的人。石生叔的儿子在外当兵，就请我帮助写家书、读回信；云英婶的儿媳妇生了个大胖儿子，就喜洋洋地手抓两个鸡蛋前来登门，叫我给取个尽量“红卫”一些的名字；堂哥这年官运亨通，当上大队的民兵营长，上级要求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标语刷上墙，利用农业社粮仓的外墙，我的楷书被派上了用场。村里读过高中的人极少，乡亲们都夸我太有知青味了。
没过多久，这飘然感很快就烟消云灭。面对积贫成疾的村情家境，回乡知青的作用，只是给暖阳底下村民捉蚤谈资添个“软蛋”罢了。这时的我，只能把孤独、失落与幻想闩进了大老厝的一间单独的小木屋里，烦得下地干活，偶尔还睡起了懒觉。父亲去世得早，母亲身体不好“退居二线”，是由嫂子当了家。兄嫂对小叔子闲在家中，多少有话想说又不宜说出，其愁云就写在脸上。做饭时，灶里的湿柴火要用吹火筒拼命吹风后才有火焰燃起，她吹不出火苗，却吹出粗气及怨气：“这饭没法做了”。叫我吃早饭时声音特别大，全村人都能听得见。这下，村民的议论声也传进我的耳朵：队里劳动工分最低，上山砍柴肩膀太嫩，招工招干轮流不到，这年头读书人有啥用，还不如外厝的做篾佬，有门手艺，一年到头余钱剩米，生活过得有板有眼的。
当自己的情绪一直在跌落时，而居民户毕业的同学却时有捷报传来：坐最后一排爱穿中山装的“小平头”进了公安吃上皇粮；供销社主任的“小娇气”当上护士穿上白大褂；就连上课常给女同学后背贴纸条的“小捣蛋”，都招进茶厂成了正式工人。面对这些，我的上衣袋就再也不插钢笔了，并为插钢笔的行为感到脸红，甚至还想不通，这知青与那知青同样是知青，做人的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回乡当知青，就会比较起真正的知青。南阳公社有下房、外洋墩、铁场等多个知青点，念初中时学校有组织过参观活动。我也爱到这些知青点去看看，了解知青住什么样的房，吃什么样的饭，干什么样的活，看了就很羡慕。那时，我还没去过城关，第一次到铁场知青点，神奇得就像到了县城，山谷中有好几座大洋房及大厂房，写着“工业学大庆”的大标语，知青住的就是青砖大洋房！
正式知青给我的印象是：他们来自城里，是一群有“娘”的孩子，是上级敲锣打鼓送他们来的，可以常回城向父母诉苦；穿的是尼龙袜，有定额口粮，菜中还有小片猪肉，经常能尝到海带拌豆腐；床铺里放有收音机、万金油、手电筒、小说等最时髦的东西；他们在知青点，有球打、有晚会、有诗歌鉴赏，可以谈情说爱。尤其是女知青，那更是神秘无比，除了漂亮，她们有蓝天白云配戴，有鸟语花香簇拥，是哼着歌踢着小石子走路的。
作为回乡知青，由于生活所迫，我定要走出小房间，成了地道的樵夫，和多数农村的苦孩子一样，砍柴烧与砍柴卖成了一生最难忘最苦楚的一段经历。
家虽在山区农村，而山头却是光秃秃的，近处的山野连铁芒箕、五节麻等都被剥得精光，要等到来年春季长出了新绿才有新柴草砍。砍柴草的最佳季节是夏季，这季节，柴草砍在山上让太阳猛晒，过些时日再去收捆，这样可晒去水分，有质有量又耐烧，这种做法，当地叫“泼晒”。经一个夏季的“泼晒”，干柴草把木屋都堆满，足可烧个半年。
到了年关，国营茶场要大量收购焙茶用的柴火，由于没有别的钱可赚，只能与村民一起，相互邀约，带着午饭，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为家庭挣钱买油、买盐、买布、修房等发挥着“半主力”作用。这可乐了兄嫂，其脸上总飘溢着赞许的霞光。
当樵夫非常劳累，双肩都长出厚厚的死肉疙瘩，手掌硬茧如壳，抓棘拔草不用刀。有的樵夫腿肚子上的脉管暴露，如盘缠着一堆的“蚯蚓”。我作为樵夫群体中的一员，也尝到了当苦力的艰辛滋味。攀崖爬树摔滚过，砍灌丛惹怒马蜂被蜇过，光着脚板上山被化竹尖剌过，蚂蚁钻进裤裆被咬哭过，在草丛里踩痛老蛇被竹叶青咬伤过。当时我，总想抖落身上的“泥”，走出村庄，飞到山外。
从此，一边是认命，一边又与命运抗争。白天干农活或上山砍柴，晚里谋划着如何抖落身上的“泥”，去闯一条与真正知青一样有出息的人生之路。一次听说新疆油田需要工人，我和几个同学就聚集在南阳一个同学家的阁楼上，商议“远走高飞”的事。由我主笔，给党中央与国务院写请求支边的信。信寄后又想，当“工人”是天大的事，怎么会轮到我们呢？信虽寄，就没抱太大的希望。一次砍柴回家，还没放下柴担子，我那个“当家嫂”一见我就惊呼：“不得了，党中央给你写信了！”我扔下柴担子，来不及擦去脸上的汗珠就撕开信封读了起来。与自已所料想的一样，当工人谈何容易，中办寄来的是一封婉言谢绝的回信。
回乡的时光，既是压抑的日子，又是青春勃发的年轮。翻来覆去的《地雷战》《南征北战》《红灯记》等几部电影已无法满足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村虽是个自然村，却常有知青到村子里转悠。原来，他们看上了村里最美的阿凤。不久，阿凤真的就嫁到了城里，成了全村最受羡慕的人。爱说爱笑像“小芳”一样水灵的阿凤嫁人后，村庄就显得格外的寂静。这时，发现公社供销社招进了一个白静又漂亮的女职工，为此，有事无事就到国营商店转悠。在糖果柜台上，她的每一个媚笑或每一句话语，传来都是甜甜的感觉。背地里就与同学议论：如果能娶上这样的女职工，那才叫甜蜜。每当到供销店，也只是看看，就像欣赏天上的月亮一样。为时不长，这个漂亮的女孩也不见了，宛如天空少了一轮明月。
那个年代，居民与农业，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姑娘只要是居民户口，保证门槛被人踩破，真的胜过月亮。回乡知青的命运不好与沾“泥”有太大的关系，这个历史现实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泥土中打滚一辈子的乡下人，真是穷怕了，苦怕了，饿怕了。因此，把定额口粮看作比什么都直接、实惠与金贵。那时最时尚的岗位就是供需类有保障的国企，哥哥转业时是营级干部，担心职业选择不好，日后再沾“泥”，他那里都不去，只选择粮站当了个小站长，听说还开了后门。
回乡知青啊，只有两条路能改变命运，一是参与刚刚恢复的高考，一是参军报国争个居民户口。第一次高考失败后，我和部分回乡知青投入到解放军的大熔炉里，结束了时间不算太长的回乡生活。
都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的命运与原先的人生设想一样，总算抖落了身上的“泥”。通过在部队超常规的发奋努力，终于上了学校，有了工作，抱来了渴盼很久的居民户口簿，也娶了有正式工作的女生为妻。
现在，无论是在单位或在朋友圈里，对当年的正式知青有了更多的接触和更深的了解。面对这些曾经令我们羡慕无比的城里知青，其实吃的苦比我们回乡知青还要多。有的知青点远在平溪、凤阳一带，条件极为艰苦，下地干重活不仅晒黑了脸，一双双嫩手都长出硬茧，夏季蚊蝇多得无法入眠，要回一趟家，全靠双脚走路，甚至常常要攀登车岭九岭。
潮起潮落，岁月如歌。今天的知青点已是残墙断壁，草荒藤蔓；砍柴时常走的山路已是荒芜难辩，无人涉足；嫁到城里的阿凤已是年过花甲，青春不再；哥哥主管过的粮站已是人去楼空，改作他用；我好不容易获取的居民户口簿，已成箱底之物，扔之不舍，回味无穷。
事实上，在那个蹉跎岁月，在那个特殊年代，无论是上山下乡接受教育，还是回到家乡务农，我们都一样身上沾泥，一样经历磨练，一样可歌可泣。
乡土歌曲《桑梓情》唱得好：“在家时总想抖落身上的泥，离家后才发现家乡很美丽，村前屋后留下童年的梦想，月落日出饱含人间真谛，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我们的根还扎在故乡的土壤里……”。改革开放四十年，大家都已抖落了身上的“泥”，但我们却更加珍藏那虽已远去又恍若昨天的知青岁月，更加珍爱曾经总想“抖落”其实芳香无比的乡村“泥土”，更加珍惜虽不算富足却来自不易的生存“饭碗”，更加珍视坎坷中风雨后那最丰富、最壮美的人生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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