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温州博物馆与温州市图书馆曾经是一家！
1952年12月，温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改组成立，列为政府工作部门，并任命刘景晨为主任，梅冷生、方介堪为副主任。梅、刘两先生在前后主持文管会工作期间，接受捐赠或征集到一大批珍贵文物，为温州博物馆建立奠定了基础。后来我们在整理馆藏书画、文献藏品时，发现朱铎民的书画藏品，孙诒让、黄绍箕等的书信、文稿，以及章太炎、马一浮、于右任、黄宾虹、张宗祥等的书画作品都来自图书馆移交。而杨青、杨逢春、李思程的文稿等，也是通过梅先生转入博物馆。令人感动的是梅先生还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方洁竹雕笔筒《紫气东来》也捐给博物馆。
而当我1974年5月分配到温州市文管会工作时，报到那天才知道，市文管会、博物馆与图书馆于1969年3月又并为一家了，名称为市文化系统革委会图书文物组。这样一来，我经常与图书馆同志一起学习时事政治，参加公益活动。在工作之余，我偶尔也到借书处，帮助管理人员为读者还书、借书；有时到采编组，看看这一堆书是如何釆编、制卡的。这里的老同志对我很关心，看我平时爱看书，时常会把新书、好书留给我借用。这段时间并不长，但为我的知识储备打下了良好基础。
郁宗鉴先生知识渊博，是位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我几次想找他讨教，都没有合适的机会。一天，他突然找我帮忙：几箱古旧书籍要从石坦巷藏书处搬到沧河巷古籍部。我一口答应。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来到石坦巷藏书处，看到门口已停了辆小板车。我快步走进藏书间，只见郁先生已在里面整理，我马上过去帮他整理打包。他却小心翼翼地拿出手套让我戴上，并神秘地说：这是最后一批古旧藏书从这里起运，现已捆扎包装好了，搬的时候要轻拿轻放，运输途中要保持车的前后、左右平衡，保证万无一失。我请郁先生放心，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当我开始搬书时，他又拦住我说：现在是早高峰，路上会堵车。他让我先盘点，并编好顺序号。他还告诉我，温州古籍数量在全省排得上号，尤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书籍，对研究地区历史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再三叮嘱我保护古籍与保护文物同等重要，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当时我听了也不是全部明白，但保护古籍文物的使命却牢牢记在心中。
1979年3月，温州市文管会、博物馆、图书馆正式分开，各自恢复行政建制。当时文管会、古籍部办公地址都设在沧河巷24号，我们在一进，他们在二进。这里值班人员只有一位大妈，我们称她为“张师母”。她负责信件收发、提供茶水、打扫卫生和治安管理。这院子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条，前后近二十年，太不容易了。古籍部有阮延陵、李均、张宪文、陈声远、潘猛补先后在此供职，我们彼此尊重，互相交流，相处融洽。我偶尔也在这里翻翻书、聊聊天，有时我还向他们请教出书的事、版本知识方面的问题。
1980年，省文管会拨款维修文天祥祠，为了便于观众理解，我们以纪念馆的名义着手编印《文天祥诗词楹联碑记注解》，先请张宪文先生详加注解出过油印本，后又扩充内容，复请胡珠生先生订补。这小册子刊印后，社会反响很好，我也有收获的喜悦。张宪文先生早年与家父金达明供职于工商联，他的学识广博、书法不凡，我常有耳闻。二十年后第一次与他直接接触，他的和气与健谈，使我倍感亲切。他对注释的内容、出处，都做得仔细、专业，又通俗易懂。还时常给我讲这些诗词、楹联和碑文的注解、读法与断句，或是这些名家的故事。日后，我写的谯楼、白象塔、池上楼等碑文，都请他过目修改。一次次聆听，一次次接受教诲，至今记忆犹新。
二
在同一屋檐下，古籍芳香的熏陶，使我慢慢对古籍版本产生兴趣。1985年，我们整理温州白象塔出土文物，发现一件北宋佛经残页。该经字迹轻微凹隐，墨色浓淡不一，字体大小悬殊，并出现漏字、倒字，颇具活字印刷特征。在得到胡珠生、张宪文两位先生的肯定后，我们将发现写成论文《早期活字印刷术的实物见证》，刊发在《文物》1987年第五期上，迅即引起国内外关注。《浙江七千年》大型图集也以显著版面刊登大幅实物照片，介绍其价值。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名誉馆长、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大系中《造纸和印刷》一书的作者钱存训博士，对此十分关注，多次来信了解情况，并在美国、英国、中国台北国际会议上作了评介，他说：“你们初步鉴定为北宋之说应加肯定”，“如推测这一佛经是毕昇制作的胶泥活字所印，也极可能”。
王肇文编的《古籍宋元刻工姓名索引》
1995年在全省文物工作会议上，我得知省博物馆藏有一件锡雕印刷版，是1957年杭州疏浚西湖时出土的。在年代鉴定上，有五代、北宋、南宋说。我很感兴趣，便与汪济英馆长联系。他立即请韩经世先生帮助拓印。当我收到拓片时，被他们的工作态度所感动。这是两张拓裱完整的作品，不仅字样清晰，而且右下角还有拓片人韩经世的印章。该锡版纵27.5厘米，宽16.5厘米。长方形，周边平栏，正反两面雕有阳文楷体字，写刻俱精，疏朗有致。所雕内容一面为《太圆满陀罗尼神咒秽迹直言》，另一面为《不空罗索毗庐遮那佛大灌顶光直言》。值得庆幸的是，这版上有阴刻“胡彦”两字，为刻工姓名，而落款“丙午八月八日募缘置”，则为断代的确切依据。于是我到处在古籍中寻找刻工“胡彦”的名字，一直没有满意的结果。图书馆潘猛补先生知道后为我提供线索，省图书馆有位先生雕版刻工多年，并有油印本刊出。我马上托人与这位先生联系，过了一年多，我才在温州新华书店单位订购的书架上找到这本书，《古籍宋元刻工姓名索引》，由王擎文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经查刻工胡彦曾参与《欧阳文忠公集》《帝王经世图谱》和《清波杂志》三部书的雕刻，时间为公元1190一1196年间，由此断定该锡雕版为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所作。文章在《东方博物》1997年创刊号发表。钱存训先生来信认为：“大作《现存最早的锡雕印刷版》考订周详，对版中刻工胡彦之名，考定丙午为一一八六，当系定论，确为现存稀见实物。”
温州博物馆藏北宋版画《蚕母》
1994年6月，我们在整理温州国安寺石塔内藏文物时，发现一件彩色版画《蚕母》。版画高、宽约20厘米，画面较为完整地反映北宋时期蚕神的形象和蚕茧丰收的情景，且年代确切，并有“蚕母”两字，应该说是一重要发现。经初步梳理，我们提出：该作品是否为最早的蚕母形象，是否为套色版画。因此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联系，第二天他们就派两位专家（一位是付传仁先生，另一位就是现任馆长、全国著名丝绸史专家赵丰），冒着酷暑高温，正午赶到温州文管会。我们选择一处凉快通风的地方——古籍部楼下外廊，摆个小桌围在一起吃了几道温州菜，赵丰先生连声说好吃。午餐后两位专家看到《蚕母》版画十分惊讶，同声认为是重大发现，希望我们做进一步考证。依据图书馆、博物馆图书室提供的资料，我们分析考证，“蚕母”作为艺术形象留下来的尚不多见，早期的仅见宋代巨鹿遗址出土的人物雕版，上面隐约看出“三姑置蚕大吉”六字，“疑是宋代民间供奉蚕神神像雕版” 。于是我们写了《温州发现蚕母套色版画》，在《文物》1995年第五期发表。该期卷首语认为：“这套彩色版画非但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一件，而且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蚕母形象作品。”
三
2001年5月，钱兴中市长主持召开座谈会，共商地方文献编纂事宜。接着市政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投入200万元，系统抢救整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温州地方文献。由温州博物馆资深专家、著名地方史学者胡珠生先生担任主编，温师院编审、古典文学专家陈增杰先生担任副主编，选调卢礼阳先生为专职编辑，负责日常工作的正是图书馆。9日1日，我有幸参加丛书第一次约稿协议签订会，承担《温州历代碑刻集》整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博物馆、图书馆的同志不厌其烦、积极主动配合，协助辑录碑刻文献、点校碑刻文字等。2002年11日29日下午，举行《温州文献丛书》首发式，第一辑《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温州历代碑刻集》头两部正式与读者见面。我在会上介绍了碑刻整理情况，对胡珠生先生的悉心指导，并无私提供部分手录资料，以及温州博物馆、温州图书馆的全力支持，表示感谢！那天适逢我的生日，亲朋好友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问候和祝贺，可谓双喜临门。
每个人的生日，最要感谢的是自己母亲。第二天一大早，我带上两本新书去看望她，她高兴地接过书，边翻边说：“你写的书，我可要细细看！好几个月你都没给我送书了，是不是工作太忙了？”我母亲陈曼珍，出身温州城区东门陈氏大户人家，平时爱好看书，尤其喜欢古典名著和历史类小说。我参加工作后，从图书馆借来给她阅读的书，足有一百本。
《温州历代碑刻集》的发行引起同行与读者的关注，温州博物馆多次购买，以供文博单位的索求。胡珠生先生自掏腰包购买六册，赠送给北京何龄修等先生；卢礼阳先生也自费购买两册，赠送给同学、朋友。值得一提的是，三年前的一天傍晚，我到延生堂准备买感冒药时，遇见一位坐堂的老中医。我就去挂了一个号，请他把把脉。他在开处方时说，您的《温州历代碑刻集》我读了好几遍，后托人买了一本，时而翻翻，颇有收获。在聊天中得知，这位先生叫朱国庆，原是永嘉中医院院长，退休后在这里发挥余热。说来有趣，这本书还帮过叶同仁堂一个忙。约十年前，叶同仁堂一位姓麻的先生找我，说叶同仁堂遇到一场官司，北京同仁堂告他们侵犯商标，要求巨额赔偿，请我帮忙找找这方面的证据。说来也巧，我岳父杨明潜早年写过温州叶同仁堂始创于康熙九年（1670）文章，而我编的《温州历代碑刻集》中也收录《叶氏同仁堂纪功碑》，两者时间相符。我把所有掌握的物证提供给他，并强调北京同仁堂始建时间仅比温州叶同仁堂早一年。后来听说，该证据平息了一场不该打的官司。
《温州历代碑刻集》收录元代黄溍撰写的《永嘉重修海堤碑》，系海丝重要金文碑志之一。碑中“温为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后，东与海合”，简述了温州与海结缘的地理环境；“百货所萃，廛氓贾竖，咸附趋之”，展现了温州城内商贸的繁华景象；“江浒故有大石堤，延袤数千尺⋯⋯。凡为马头有二，一以俟官舸，一以达商舶云”，反映了温州港口码头规模和实力。它作为原始第一手资料，为温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永嘉风俗竹枝词》（局部）
温州图书馆、博物馆各自收藏稿本、抄本、刻本，不乏珍贵文献，这次《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中，温州博物馆伍显军、谢作拳编《杨青集》，温州图书馆提供《永嘉风俗竹枝词》卷一、《杨园诗录》《慈阴山房笔记》《慈慕山房笔记》《四香草堂百花吟》藏本。温州图书馆陈瑞赞编《东瓯逸事汇录》，温州博物馆提供《东瓯掌故》《瓯乘䃼》藏本；卢礼阳编《刘景晨集》，博物馆提供馆藏刘景晨《红梅图》作卷首插页。两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成为文化界又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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