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犹讯]
以刊载长中短篇小说为主的大型文学双月刊《百花洲》2016年第六期设有“长篇”“虚构”“立场”“重建”“前世”等五个版面，刊登了共6篇（部）作品。登载了我县作家李伯勇的长篇散文《你与赣南互为记忆——艾雯在赣南的文学之旅》，还配了多幅照片。艾雯在1940年代中期在上犹凯报社主编《大地》文学副刊，1949年随夫赴台后，所写散文中有不少描写了1940年代上犹的情景，《大地》文学副刊在当时堪称一流的刊物，说明上犹（赣南）有过的现代文学景观，这是一笔厚实的现代文学积淀。上犹有过“文学高原”， “人文上犹”名副其实。留住现代进程中上犹的历史记忆，上犹“昨天的记忆”，这是一笔厚实的资料。
李伯勇这篇文章原文4万多字，压缩成万字散文。
你与赣南互为记忆（散文）
——艾雯在赣南的文学之旅
李伯勇
[载2016年第六期]
一
著名文化学者李辉在2013年《上海文学》和《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念念在兹 章贡合流》一文，文章主要写大画家黄永玉在上犹、信丰和赣州工作过——在赣南的轶事，涉及1940年代蒋经国主政赣南时，赣南各县办报的情形。李辉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恰好人民日报有个《大地》副刊；他写《章贡合流》之前还到赣南的上犹等地查阅档案资料，见上犹《凯报》有个《大地》副刊而惊喜。当然上犹的《大地》杂志已是1940年代中期的事了。
黄永玉先生1940年代在上犹《凯报》工作过，创作过不少漫画。2014年人民日报副刊刊登了徐红梅《黄永玉的马年生肖画：欢快时沉吟处》一文和90岁黄永玉作的一幅画马的漫画，画上有段黄先生题款，其中有“我几十年前在江西上犹报馆下乡采访”的文字。《凯报》寓抗战胜利凯旋之意，副刊原名叫“凯声”，1944年元旦改版后，更名为“大地”。也在这一年，后来成为台湾著名女作家的艾雯，躲避战乱，辗转进入上犹《凯报》社工作，任资料室主任兼“大地” 副刊主编。
赴台后的艾雯曾这样回忆她和黄永玉在上犹《凯报》社的经历：黄永玉是我在江西上犹《凯报》的同事，那时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来加入我们的报社（当时他才二十一岁），担任美术编辑，我是副刊主编，他常为副刊刻刊头、插图。他那时的外号叫“黄牛”，是一个活泼开朗热忱慧黠的小青年，很会讲话，也很会逗人。他才华洋溢，当时有木刻在报刊发表，已小有成就，另外还会水彩、剪纸、雕塑、写作。勤快的他口袋里总是放了一块木头和刻刀，和人讲话时，就摸出来边讲边刻。他为我画过一张水彩速写（他自己不甚满意，在画上写了“艾雯呀：黄牛画像 抱歉之至”）。另外，在我编报时，（他）当场剪了一帧剪影，倒是颇为神似。
上犹县政协2015年出版了一本《黄永玉与上犹》，上面录有黄永玉当年为《凯报》年轻编辑艾雯画的一帧剪影（照片①），还录有黄先生为艾雯画的一张水彩速写（照片②），附有艾雯一席话：“在画上写了‘艾雯呀：黄牛画像 抱歉之至’（民国）34．11．4”（此画编者收集自台湾）。
黄永玉现场创作的剪影，艾雯一直珍藏着。在2009年出版的《老家苏州》一书中，艾雯将该剪影的照片放在了书的扉页，剪影上有黄永玉的落款：“艾雯/ 黄牛刻 一九四五.十”。
一位起步于江西文坛，一度弄潮赣南文学，投入发展东南文艺运动，女作家艾雯及1940年代赣南文学报刊的“灵光一现”，已经呼之欲出了。
台湾文讯杂志社出版的十卷本《艾雯全集》这样介绍艾雯：本名熊昆珍，江苏苏州人，1923年8月11日生，2009年8月27日逝世，享年86岁。抗战期间曾任档案图书管理员、江西上犹县立《凯报》资料主任兼《大地》副刊主编，投入发展东南文艺运动。1949年以军眷身分来台，笔耕不辍。
年轻的艾雯在1950年代初的台湾“成为前现代主义时期的重要作家”， 诚如陈芳明2012年在为《艾雯全集·总论》的《艾雯和战后台湾散文长流》所说，艾雯的第一本散文集《青春篇》“曾经在那苍白年代抚慰多少受伤心灵。”
晚年艾雯的脚步已在她的家乡苏州踏响，2000年10月首届艾雯青年散文奖颁奖仪式在苏州举行（陆文夫、范培松等列席）。艾雯终身对文学的持守，她的创作贯穿“青春和爱的歌唱”（刊于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第4期上的阎纯德以此为篇名），都与她在赣南这段人生冶炼和文学奋斗分不开。
二
艾雯于江西有缘，她的第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说《意外》，时年17岁，此文1941年参加《江西妇女》月刊征文，得小说组第一名，便取“艾雯”为笔名。想不到不久她就深入到赣南山城和乡村，做文字工作，她在写作中发现了自己，在思考中认识了自己，在接受时代的考验、生活的挑战中，建立了自己。
《艾雯自述》写道：1937年初春，我们一家四口随着父亲欢欢喜喜去江西钨处（赣南大余县）上任。不料几个月后日军侵略我国，战争爆发。1940年夏天文弱书生型的父亲又因忧愤交集，遽然急病去世，温馨的家庭顿时失去支柱。年轻的我辍学就业，挺起柔弱的肩膀来承下了奉养母亲、幼妹的生活重担。她大余钨业处的图书馆一站就是5年。（照片③）
晚年艾雯在《赣江水流不尽》一文说得更详细：1944年初夏，大庾（大余）告急，钨处派我押了几十箱图书疏散到上犹。《航程》一文艾雯回忆幼时在老家苏州的令人神往的“坐船”：“篷船房舱里有洁滑的地板和明净的玻璃窗，橹声伊呀，一路披柳穿荷地顺着潺湲的河流轻疾转进。”接着叙写了在赣南水上的航程，详细地回忆了由大余乘船到上犹的情形。可见赣南生活对她烙印之深情感之深。
1943年前途未卜惶悚落寞却一身朝气的艾雯是乘船进入上犹的。
大余与上犹（还有南康和崇义）同属古时南安府（辖四县），从大余出发，水路还得顺流向北先到蓉江（南康），到三江口掉船西行，溯流而上，水流湍急多了，得用竹篙，辅以拉纤，水上情形跟苏州完全不同。由于日冠迫境，大余钨处紧急疏散，其时她父亲去世，“航程是陌生的……我感到惶悚，但母亲的坚定又使我变得刚强。”
她在《航程》这样写道（其时她并不熟悉赣南地理）：山城与山城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蜗牛一般的帆船（他们乘坐的是运钨的货船），水程竟走了三天五天。我们开船的第二天便开始下起雨来，篾篷遮盖得严严的，局促在狭隘的船舱里听雨滴或紧或疏地敲着篾篷……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有时雨小一点，我便耐不住打开舱门，走到船梢站着，河上就似扯起了一层绢纱，两岸的景物全笼罩在迷濛的雾绢里。河面却变得更辽阔了，水流湍激而黄浊。（掌舵的告诉她“又是上游的山洪暴发了”。）约莫在水上游荡了五六天，在一个三岔口（三江口）拐了弯（便进了上犹江），在一个小镇（唐江）歇下来。
这时她又听见赣县沦陷的消息。再逆水而上便进入上犹境内了：
河上开始回荡着拉纤人单调而沉缓的歌声，七八个一串背着绷紧的纤绳，在田岸上，悬崖边，弯着腰一步一挪地挣扎着，眼看船将贴近山崖，立刻又收起绳索落在船舷上，换上竹篙，斜插进水里，用胸前那褐色的疤印抵住篙杆，脚便挺住了篾篷，竹篙直了，船迟缓地进行着，于是低沉的歌声又从十几个喉咙里唱出来，从河心一直飘到田野。
白帆扯起来了，风送着，船像一支出弦的箭似地笔直行驶，水清澄平静。了无一点涨水的痕迹，洗出两岸的稻禾丛树青翠欲滴——年轻的心是载不住忧虑的，一时间我又神驰于周围的景象里，每天，空间才现出灰蒙蒙的曙光，我就钻出船舱，掏起清冷的水洗去一晚的窒困，然后打开发辫在晓风里慢慢梳理，一面守着朝阳上升。当万千条金蛇窜出薄薄的晓云，在平静的水面追逐、交缠时，船已起碇半天了。两岸景物一路悠缓地舒展着，瞩望前面，远远的山峦正亲切地向人环绕而来，回顾后程，渺茫的山和田在身后合抱围拢，这时，恍然分不出身在景中抑是赏景的人！
上犹江景让她眼睛一亮，心地一振。她文学事业的风帆悄然升起。赣南现代文学的鸽哨即将由这位青春女子——文学赤子吹响。
三
由于艾雯经常投稿，赣州报社（曹聚仁曾做过赣州《正气日报》主笔）的副刊主编介绍她进了上犹的凯报社，凯报社长周鼎带着浓醇的乡土气息，和霭亲切一如长者。他问她做记者还是做编辑，她“哪敢跑新闻”，选择做了编辑。先负责资料，不久又兼编副刊。艾雯这样回忆上犹的《凯报》：
“（我）疏散到较偏僻的上犹县待命时，却由于投稿副刊主编的介绍，意外地进了《凯报》社。”那时的“新赣南”，地方不管怎么偏僻，经济不管怎么穷，也都是一县一报；报纸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新闻、政论和副刊。开始她负责数据，不久又主编副刊。“我是个孜孜不倦、勤奋尽责的小园丁，经常让小小的园地花草茂盛，生气盎然，新的工作开拓了我新的境界。”
当时闽浙一些地方尚未沦陷，因为与外界隔绝，反而使那里人文荟萃，各种报纸的副刊繁荣一时，文艺运动蓬勃发展。艾雯也拟订编辑方针，提高作品水平；为让“（大地）副刊”成为纯文学刊物，她相继开辟了“诗艺术”、“文坛”、“文艺评论”、“民间”、“大家看”等三日刊或周刊，积极参与发展东南文艺，以“大题小做”为名，发表各类“针对现实、反映社会，警惕民心，鼓舞士气”的文章。更有艺术编辑黄永玉配合创作木刻刊头，小小刊物，亦称得上图文并茂。
因当时时局颠沛，艾雯在上犹的编报和生活也继续颠沛。在《凯报》工作刚刚开始，她又随报社撤退到离县城百里的偏僻的平富乡，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个月：1944年底，日寇依然疯狂，逼近赣州，上犹全城居民不得不撤退。艾雯回忆说：“报馆的图书及器材均用木筏运走，我带着小脚的母亲和幼小的润妹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地避难到离城八十里营前镇，接着又进入山坳的平富乡。那时，每人准备一小包米和衣服，以备随时躲入高山深谷。报纸在稍作安顿后，便在一座无人的学校内开始印行……直到1945年8月15日收音机里播出敌人投降的新闻，我在大家狂喜欢腾之际，忍不住独自攀登屋后常去的红土山上，热泪盈眶，振臂高呼：‘我们胜利了！’”（阎纯德《青春和爱的歌唱》）
在《赣江流不尽》一文，艾雯这样回忆：新的工作更开拓了我新的境界。那时闽浙赣一带未曾沦陷的区域，周遭与外界隔绝，形成孤立。东南一角人文荟萃，各报的副刊也蓬勃一时，热烈地展开发展东南文艺运动，由于邀稿，可以接触到一些成名的作家和许多充满热忱投稿的年轻作者。我是个孜孜不倦、勤奋尽责的小园丁，经常让小小园地花草茂盛、生意盎然。为均衡和提高内容水准，试着拟订一套编辑方针，让主副刊《大地》成为纯文艺作品，陆续又开辟了《诗艺术》、《文谈》、《文艺评论》、《民间》、《大家看》等周刊或三日刊。方块取名为“大题小作”，针贬现实、反映社会、警惕民心、鼓舞士气。在当时当地还颇有点感召力量。及止到一九四四年底，敌人（日寇）已成强弩之末，进退失据，终于步步迫临这偏僻的一角。报社同仁及机器翻山越岭避入山坳。在一座未完成的空校址内稍作安顿又印行出报。我在黯淡摇曵的油灯下看版面、校定文稿，手摇印报机在亮晃的竹篾火把下不停地转动着。一卷卷印好的报纸用空白竹纸伪装，送报的天不亮就挑着箩筐，翻过丛山、穿过田野，送去敌后的城镇乡村，直到打败顽敌，我们第一个白纸黑字，印上抗战胜利的消息。
八年战争隔绝，亲属家族亡故去世、流离失所，无从探听联系。我不知如何才能让母女仨离开那交通极不便的山城，更不敢贸然辞去工作返乡寻亲，只得仍留在工作岗位上。一九四六年与朱朴结婚，次年生下女儿恬恬。一九四九年春，一家五口同赴台湾。
图书馆五年唤醒我、启发我、充实我，使我步上写作的路，报纸副刊三年，增加我珍贵的阅历，拓宽文艺工作的范畴，在学习发挥才能时肯定了自我。我是那样由衷地喜欢那两份工作，愿视为终身职。但当我辞职来台时，却只是一名无业的眷属。……
凯报社从上犹县城撤退到偏僻的平富乡，艾雯带着母亲和妹妹，租住在农家。母亲种起了蔬菜，喂养鸡鸭。她一边编报刊，一边写作。这一段生活，艾雯的这样说：
上犹《凯报》日出四开一张，后改三开、对开。却也设备俱全，自电讯、编采、排版、印刷到发行，一贯作业。报社设在唯一的大街尽头，紧靠红土山崖公路预定地，是一般新赣南模式的速简建筑，楼下编辑部宽敞明亮，只是脚步稍快便震得桌上茶杯叮当……原先的负责人是中大学生赶着暑假开学，匆促离职交代不清。我只有参照管理档案的方法……自订规范，很快便进入状况。且能浏览群报副刊，也是乐事。
冗长的战争造成了不少游牧族，流亡学生和失乡青年……总编辑就得多编几版，便将副刊《大地》交给我，一时兼三职：资料室主任、副刊主编，而原来的机关一直没有遣散我……那时江浙赣一带未沦陷的东南角，人文荟集……各报副刊蓬勃一时，还展开了发展东南文艺运动。编副刊让我接触到更深广的层面，认识许多爱好文艺的年轻作者和少数几位名作家……我像一个每天配一桌佳肴的主妇一样，有方块、散文、小说、诗、评论，设计版面、更换刊头，强调特性的所在不是迎合读者的趣味，而是领导读者的趣味……我每天要排字房送五六张纯副刊单页亲自寄给当刊作者。过些时也寄几张给久未来稿的作者催稿，留一份装合订本，计划编一套大地丛刊。选副刊好文章印行，可惜只出版了创刊号《祝福》。……作学相长，自己觉得充满了信心和期许，是责任使人长大，苦难使人成熟。
敌寇从湘粤赣边区大举南犯……全城（上犹）立刻宣布紧急疏散。报社指派我一名挑夫，黎明前仓促上路，目的地营前镇，离城八十华里全是崎岖的乡道田径，还必须翻越一座名十二碑（十二排）的山，母亲是小放小脚、润妹年幼，我一向体弱……别人一天走完的路我们竟万分艰辛地走了二天……
赣南诸城尽失，上犹是唯一未遭遭蹂躏的福地。由于迫切需要，报纸就在平富乡一座未完工的小学内复刊。消息来自收音机，稿源断绝，只能东拣西剪加上自己动笔，印好的报纸用箩筐挑进城……更有认白纸伪装，悄悄翻过山头散文入敌后……编印报纸是我们生存现代的唯一凭据，直到胜利的喜讯来临，那花费国家民族多大代价的胜利！大家欢跃拥抱又热泪盈眶。我独自奔上红土山峦，振振高呼：“我们终于胜利了！”……当晚，我在牛舍旁的小茅屋里，挑亮灯盏、振笔疾书胜利感言……白纸黑字，我们第一个印上历史的证言。
上犹（赣南）编刊和乡居生活艰巨而清苦，凯报社识才，对年轻的她是信任的，她发挥出浑身解数，赴台后却成了无业的眷属，赣南的生活倒亲切起来，她在赣南练就的文字功夫和生活毅力为她人生“再出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艾雯是在《大地》杂志（照片④）生死存亡时刻接手的。
《大地》乐于刊载能反映现实，具有战斗性、富有精神品位而文笔生动、简洁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建设性的文艺理论、文艺评论以及泼辣、幽默、针砭黑暗、阐扬真理的杂感等作品。新上犹出版社应运而生。
《大地》一时名家荟萃。如在《大地·第一期》（1946）就有黄牛（黄永玉）、骆宾基、徐中玉、野曼、李白凤的作品，有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小说《在黑暗中》《小和尚的寂寞》；《大地·第二期》就有黄炎培的政论《求民主的到来》，有许杰的文艺评论《文学的有用与无用》，有绿野的诗《明丽的流水啊》，有艾雯的童话《小草子》，有莫泊桑的小说《伞》，以及“广州文讯”“大地龙蛇”（短讯）。像《大地》徐中玉的《民众语析论四题》，还配黄永玉的木刻画。黄永玉还给许多作品配了木刻画。如第1期《大地》刊出第2期目录（加粗字是原有的，黄牛即黄永玉）（照片⑥）
《大地》积极地与外地文艺刊物互动，除正文，如《大地》第1期广告页刊登了“现代文学译丛”苏联梭尔齐瓦著，黎烈文译《最高勲章》、莱蒙托夫《囚徒》、惠特曼特辑等文讯，刊登了“新世纪文艺月刊一期要目”（有茅盾《五十年代的是人民的世纪》、何家槐《雪莱小论》等文章）。《大地》第2期以重要位置介绍国共两党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分析评论文章。《大地》编者语说：除了不脱期，每一册里，希望皆能收到若干篇第一流作品，以酬读者，这里并谢谢许杰先生，徐中玉及野曼先生，他们将会经常为本刊作稿并介绍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作家撰文。
《大地》副刊很快成了中国东南片的文艺名刊。由于办出了品位，中央日报、东南日报等主流大报认可这份县办报纸，互寄报纸。“凭着我们不变的决心与热情，在诸般困难中”，《大地》巍巅巅又站了起来并维持下去。她认可《大地》的已有定位：在这东南与大后方文化交流被阻断的今天，副刊更负起了过去大时代文艺时期所负的任务：尽量地刊载纯文艺性的作品，以发挥文艺的战斗性和充实东南的文艺阵容（照片⑤），接着又印了纯文艺性的《大地文艺丛刊》。
她还计划，《凯报》为达报刊杂志化之旨，陆续出刊两种：一为专供老百姓阅读的《人家看》周刊，一为综合性的副刊《民间》，要是可能的话，还想开辟一块以供一班爱好文艺的青年学子学习，研究的园地。这样一来，《大地》就可以依照原来的编辑方针，不是迎合而是引导读者，成为纯文艺性的读物。纯文艺性是一个目标。
从《大地》1946年第1、2期的作品、版式和所登各地文讯，既可见其胸襟气度，可见它为外地（东南）作家和读者所关注，足可证明它成了一块耀眼的文学绿地，也是当时一块文学高原，她办刊的初衷实现了。
应该说，这样的认知和信念、胸襟和布局，是大手笔。由于抗战胜利，由于《大地》有基础，由于她年轻充满朝气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而且她有创作“纯文艺”的实践和底气，她不为小山城封闭环境所困，高举起纯文艺的旗帜，顺应了新时代文艺的客观要求，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凭借这些文艺刊物，白话文运动风风火火地展开。小山城的《大地》跻身于全国一流文学刊物行列，兄弟刊物愿意让《大地》代为宣传。《凯报》由于办出了品位，当时中央日报、东南日报等主流大报认可这份县办报纸，互寄报纸。
不经意之间，艾雯辛勤耕耘的《大地》传导并树起了莫泊桑、雨果、巴尔扎克、果戈理、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惠特曼、海明威……这些现代文学的标高。
五
抗战胜利，战火又起，时局继续纷乱，艾雯用了较大精力编《大地》月刊，仍坚持写作。她在上犹顺风顺水扯起了文学风帆，在上犹生活6个年头，而且在上犹结婚生女，妹妹（润妹）在县中读书，当丈夫来到山城问她“有没有意思去台湾”，她第一次坚决地拒绝了，她是耽于上犹的安谧。过了一个星期，丈夫又踅回来要她走，终于她“收拾起惜别的心情，在一路欢乐度新年的气氛中，默默地踏上了征途。”（《这一年》）1949年春到台湾后，她成了纯粹的写作者，所写文章的内容多与赣南有关（与赣南相关的散文就有三十多篇），文气就与在赣南的生活体验相关。可以说，她成为1950年代初台湾一道亮眼的文学存在，是接了赣南的地气的。恰恰在台湾她的边缘化生活，让她有时间满怀热情一篇又一篇书写在赣南的那一段生活，让赣南有过的现代文学景观广为人知，也给赣南留存了珍贵的文学记忆。
1949沧桑巨变，《大地》副刊所展现的文艺景象风云流散，戛然落幕，而艾雯于1950年代初台湾文坛崛起，其文烙着赣南的温度，保留了40年代赣南记忆。赣南人也从她的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植入了40年代的乡土记忆。
她在1949年3月写于台湾屏东的《从赣南到台湾·告别山城》写的：1949年初，“当家家都在忙着迎接一个欢乐的旧历新年，我们却得整顿行装，去饱受旅途的风尘。”“别了，上犹——这寂寞的山城，五年寄居不能说不悠长，虽然那止水般静寂的环境和单调沉闷的生活，忍不住教人厌倦，但那种忘世纪的清静和安详，别处怕是难以领略了。尤其是曾经让步们躲过战乱，在流离颠沛中度过一段苟安的日子，更让人难以忘情。而握别相处数载的同事和友好，黯然伤情，几不能忍禁，别了，寂寞的山城，愿你永远保持着宁静和平。”
1951年8月她写的《山城忆》对赣南山城萦怀情牵。当她在山城工作和生活时，感到封闭和郁闷，她甚至诅咒过，事过境迁，却成美好的回忆：尽管岁月埋葬了年华。时光带走了无数的梦，在有生之年，当你从烦嚣俗虑中获得片刻宁静，悄悄地用思想的翼尖拨开时间的尘封，你将惊奇那些与你生活有过密切过往的事物境遇，依然那么清晰地保存着，就似一部崭新的拷贝……我缅怀着山城，那曾经消磨掉我十年岁月的山城。
她把工作过的大余和上犹连成一体；大余和上犹山乡就是赣南的山乡——
一座毗邻着一座，仿佛是密密的蜂窝，城镇全嵌在这群山丛中，万壑争流，千岩竞秀。就是那一环青嶂，阻挡了外界的骚扰与进展，保留着山城那种忘世纪的静谧和安详。河流载负着历史的忧郁，这山绕到那山地蜿蜒潺湲着……古老的渡船缓缓地引渡着两岸行人，橹声咿呀，桨摇频频，刹时搅乱了水底云天。树影晃得满河绿色，白云碎成朵朵棉絮，须臾间又浑凝成一片，分不清天上水底。
层层的梯田刚从山麓直翻耕上山峦，满山遍野嫣红的杜鹃和雪白的茶花，更给朴素的山城增添春色，夏天里一片馥郁芬芳的柚子花，弥漫在空气只熏得人沉沉欲醉，收获的季节更到处是累累的果实和黄灿灿的稻穗……而寒风凛冽的冬天在山城逗留的日子也不多，当温暖的骄阳从万山岭上直铺泻到大地时，人们便又可以嗅到春天的气息了。
山城的居民勤俭，刻苦而朴实，他们从不奢望丰衣美食的享受。穷富一样地操劳作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他们一直保守下来的生活规律，清静的街道上，代替红绿灯的是一排苍郁的树木，皎洁的明月有时比古旧的路灯还更光亮……山城，山城，你的静谧朴实和十年寄居的那份感情，使你在我记忆之城占着庞大的一角……如今，第二次更惨酷的战乱，却驱使我离开了苦难中的你。竹幕沉沉，凭谁寄我这份惆怅！
《青春篇》是艾雯1950年11月在台湾的屏东所作，刊于1950年11月10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后来她不忘寄文给她的上犹“粉丝”，可见她对上犹的感情，对在上犹（赣南）这段文学之旅的珍惜。
正如这里我突然明白了，艾雯1950年代的散文集《青春篇》等作品一版再版，且多种版本（第6版后又出新版），是呼应了随军迁去台湾的数十万大陆人（不少赣南人和南方人）的思乡之情，人们在她的作品里回忆起生我养我的乡土，恋乡的惆怅之情得到抚慰。艾雯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她以乡土山城回忆的写作抚慰自己，不期然也抚慰万千来台的大陆人。她凭藉在赣南积聚的人生底气和热情，很快地写出《青春篇》这样伴随台湾新一代成长的文学作品。
正如陈芳明所指出的，广阔的华文世界里，白话文在战后跨海引渡到台湾，终于获得开花结果的天地。“从政治结构来看，那是一个戒严时期，所有的精神出口都遭到封闭……正是从这样艰困的角度来年，艾雯写下的每一篇散文，简直就是在贫瘠的土地弯腰播种。每一颗种籽容纳着她的漂泊心境，也揉杂着她所感受的台湾风土人情。对艾雯来说，她自苏州到赣南，自赣南的大余到上犹，自上犹县城到偏僻的乡村，又自大陆到台湾，这种多重奏的漂泊，既是她个人的，也是我们民族的。她整个散文书写的演变，无疑是如何把异乡转化为故乡的心路历程。在她灵魂深处其实有两个故乡，一个是苏州，一个是台湾。 “她的文学心灵，不断浮现双乡的意象，其中彰显了强烈的时间感与空间感。”“背对着一个回不去的故乡，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艾雯总是有能力与毅力，写出她如何与当下的环境相互对话。即使在小小的海岛上，她也一直过着飘荡的生活……不同乡镇的风情与人情，时时出没在她抒情的笔下。”
不过在我看来，艾雯文气深处和灵魂深处，在接触深度的意义上，赣南乡土是她的精神故乡。
2016年3月初稿
2016年10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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