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荫制度影响_恩荫_恩荫的意思是什么

【聊爸第65期767号】

前情提要

公元1041年,宋夏三川口之战爆发,韩琦因用人不淑,刚愎自用,致使北宋泾元路方面军惨败,几乎损失殆尽。韩琦本人被暂时官降三级。

之后,由范仲淹统领整个西疆防务。自此,北宋西疆终于赢来了安定。接着,韩琦和范仲淹也从边疆的战场上,回到了开封。

我是乐麒,字子钺,

一个用音乐说故事的钢琴者

一个用历史书写旋律的作曲者

此时的宋朝,风平浪静,百姓们安居乐业。宫廷上,歌舞升平,各级官僚们过着奢侈且逐渐趋于糜烂的日子。

在这一片祥和温暖到人人吃饱长胖的日子里,仁宗皇帝赵祯,越来越感到不安。

宋仁宗赵祯,虽然是一位成长于和平盛世的皇帝,但他自幼读书,由天下最好的教书先生王曾辅导。后来,王曾老了,教不动他了,他的老师又换成了唐宋八大家里的欧阳修。所以,作为一个统治者,作为一个睿智的皇帝,他已经可以确认,腐败的种子,在这一片温馨祥和的环境里被种下了。

是的,宋朝需要改革了,需要一场挫骨削皮的改革了。于是仁宗皇帝赵祯招来了范仲淹,向他询问。

此时正是庆历三年的早春(公元1043年),李元昊消停了,范仲淹也已经戍边归来。

就在天章阁,仁宗皇帝赵祯亲自向范仲淹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向他征询意见。

范仲淹,却沉默不语。仁宗长叹一声:“吕公身患重病,已经辞行。这样,我提你做参知政事兼枢密院副使。”

范仲淹,又微微躬身,推辞不就。

仁宗,心里略有不满,但此时也只得说:“那我把参知政事王举正也罢免了,可好?”

此时范仲淹,终于开口说话了:“谢陛下厚爱!但陛下更应将朝中所有有志之士,皆招入此阁共议,方能有利于国家。仅凭我范仲淹一人,才疏学浅,难以担此大任!”说完,范仲淹俯首,还礼,谢恩,告退。

远望着范仲淹离去的身影,仁宗皇帝心里终究不是滋味。他默默的念道:“范仲淹啊,范仲淹,难道吕公在你心里面,就是那么的不堪吗?”

吕公,即北宋仁宗朝的宰相,吕夷简。他是,前朝老臣吕蒙正的侄儿。而他的一生,完美的诠释了一句话:

“我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不择手段的目的,是为了造福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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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二年,王曾老去,刘娥病逝,李元昊张牙舞爪,辽国人虎视眈眈,而宋仁宗赵祯,才刚刚摆脱少年。在这个微妙紧张的时代里,吕夷简以宰相同平章事之威,力排众议,用铁腕政治,将各路蠢蠢欲动的势力,强行打压下去,并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赶出了京城。

被赶出去的人里面,就有青年时的范仲淹。而面对吕夷简的一切,还活着,并具有远胜于吕夷简威势和权利的王曾,却只是冷眼旁观,任凭吕夷简个人发挥。

那时,义愤填膺的愤怒青年范仲淹,一路冲进王曾的府上,他用手指着王曾的鼻子,破口大骂。

他骂王曾,胆小如鼠,趋炎附势。“王相公!你是三朝老臣,是李沆的学生,是王旦,寇准的同事,更是当今皇上的老师。可你如今面对只手遮天,大逆不道,结党专政,贪污受贿的吕夷简,竟然听之任之。我问你,来日待你百年之后,有何颜面去面对他们,去面对先帝!”

王曾没有生气,他只是坐直了身子,微笑着问范仲淹:“那么,我问你,倘若吕夷简不贪污不受贿不恋权,他就一定是好官了嘛?”

范仲淹愣住了。

王曾,接着问:“吕公为相,政令自中书省以下畅通无阻。各级官僚,各路行省皆唯吕公是从。上下统一,言出必行,绝无戏言,这难道还不算是一位好的宰相嘛?作为执政大臣,把恩赏全揽到自己身上,来日若有不是,怨恨会归到谁身上呢?”

范仲淹就此呆住,然后默然离去。

再接着,他主动向吕夷简道歉。而吕夷简,也没有辜负众望,在宋夏战争中,为范仲淹提供了坚强的后盾,致使范仲淹能平定李元昊。

王曾,官居宰相,赠侍中,谥号文正,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他死后,仁宗亲自为他立碑,篆曰“旌贤之碑”,并将他的家乡更名为旌贤。后世史书中被称为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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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逝世,更像圣人一般。史书记载,宋宝元年(1038年)十一月,开封城百姓看到天空中有一颗硕大的流星飞过,纷纷惶恐不已。为此,王曾亲自走出府邸,安慰众人说:“一月后,你们就都知道了。”

自此,王曾日日斋戒,穿着素色干净的衣服。一月后,王曾端坐在床榻上,向开封皇宫的方向三拜九叩,就此逝去。

王曾去世后,吕夷简更加专权,更加加紧办公。终于在庆历二年(1042年)中风晕倒了。仁宗皇帝十分着急,军国大事皆靠吕公。

为此,仁宗皇帝赵祯,允许吕夷简在家办公,并且每隔数日,他会亲自来到吕公府上,将吕夷简亲手扶到座位上,并听取他的意见。

吕夷简重病回家后,朝中小事、琐事,就由这位吕夷简举荐提拔的王举正副宰相全权处理。

为了给吕夷简续命治病,赵祯甚至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为药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宋仁宗是非常非常地依赖吕夷简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宋仁宗发现范仲淹这么多年后,依旧拽着吕夷简的黑历史不放,会有所不悦的原因。

可是宋仁宗错了,他不理解范仲淹,在经过王曾的指点后,范仲淹其实已经彻底的进化了,他不再是那个嫉恶如仇,不计后果的愤青了。

范仲淹之所以要把吕夷简的势力清除干净,是因为在面见仁宗皇帝前,吕夷简找过他,于是有了下面这段非常有名的对话。

吕夷简说:“范夫子,你要记住。这世上从来都没有君子小人的区别,只有小私心和大私心的不同。没有人会真的为了别人而奋不顾身,所谓忠臣烈士的传说,只不过是人们的一个借口罢了。”

范仲淹叹了口气说:“在吕公心里,天下无一人不是小人,所以君子在您眼里也成了小人。我看天下人都是君子,则在我眼里,天下人无一人不是君子。”

可惜的是,范仲淹也错了。宋仁宗不是雄才大略,胸怀伟大梦想的皇帝。他或许有激情,会冲动,懂得知人善任,但他更相信现实,不会去冒险。

而范仲淹,是理想主义者,他希望,世上所有人都能成为君子,成为圣贤。他不愿意留下吕夷简的任何势力,不愿意去相信所谓的侥幸。

相比拿青春去搏明天的这种高风险,几乎一瞬间就能分出胜负的决定,宋仁宗更倾向于,在温香暖室中慢慢孵化。但这次调回并任用范仲淹,却是吕夷简的建议,既然连吕公都推荐了,那就让范仲淹试试吧!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九月三日。宋仁宗召集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知谏院以及御史台等全部重要头头脑脑到天章阁。宋仁宗赵祯,亲自把他们带到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的御像面前,共同参拜。

天章阁,这是宋朝用来安放历代皇帝和宰相的文集,追忆伟大的贤臣明君的地方。

礼毕,宋仁宗严肃地在大桌上铺开纸笔,对整个宋朝的精英们说:“就在这里,当着先帝和先贤们的面,我要你们把我们国家的问题弊病和解决方案全部写下来!”

那一日,天章阁内,群星云集,名臣聚首,就在这一天里奋笔疾书,将自己的才思忧虑,洪韬大略写在纸上,呈献给了宋仁宗。

请允许我在这里列出他们的名字。这里面有很多熟面孔,我们认识且敬仰的大人物。

他们分别是文学天才晏殊;御史台的长官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史称四谏;在西疆抗击李元昊的范仲淹和韩琦;曾经出使辽国,于百万辽军中维护宋朝尊严,寸步不让,慷慨呈辞的富弼;三司使的计相王尧臣;御史中丞集贤殿大学士王拱辰;以及两朝老臣章德象和杜衍。

最终,这些名臣之星的观点,在伟大的范夫子不断提炼下,浓缩成了以下十条三十个字。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

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

毕恩信,重命令。

第一个,“明黜陟”。意思是,严明官吏的升降。这里就要说到一个叫做“磨勘”的制度。就是“磨”你三年,看看(勘)你有没有犯错误。如果三年不犯错,那就升官。

在这种制度下的终极产物就是我们的夏(怂)竦长官。即我不做事就不犯错,所谓天下自有人烦恼,好官我自为之是也。什么?你说沉迷女色还不算犯法?这在古代还真不算违纪,何况夏长官找的还是教坊司这种国家组织。

所以范仲淹第一步,就是要把千千万万个夏竦,以及即将要成为夏竦的人干掉。从此以后,所有要升级的官老爷们,必须有卓著的政绩,才能在三年任期届满的时候,得到提拔。不然,嘿嘿,“磨勘”变五年!

第二,“抑侥幸”,即限制官僚泛滥,形成冗官冗吏的局面。当年赵普定下“恩荫”的制度本身是为了防止科考出现混账,而给予现有官员子女就业的福利。可是随着宋朝不断的发展,在过于宽松的官场制度下,在“磨勘”这个鼓励不作为的考核下,得到“恩荫”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滥。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十六村的小兄弟都“荫”了。正如某热播电视剧所说,“村里的狗都要当警犬了”。

为此范仲淹来了个一刀切,在朝中任职二十年以上,且就任学士学位的,才可以得到“恩荫”,并且被限制在嫡系至亲的范围,即只能荫及兄弟子孙,以防官场家族性垄断。

然后是“精贡举”,即严肃科举取士。

北宋初期的科举,就考两样。一个是背书,即默写四书五经。第二呢,就是以吟诗作赋的方式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培养了很多宋朝伟大的文学家。但是!绝大多数人是真的只会顺口溜。所谓变金木土爻神卦为嘴遁是也。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某个狂妄的书生,竟然在科考场上题词说“去那浮名,换了浅酌低唱。”这事儿后来让仁宗皇帝知道了。虽然此人才高八斗,一表人才,风采绝伦,名满天下,还有不少人保他。

但仁宗皇帝还是把他的名字划掉了,在试卷上批道:“你且去浅酌低唱,要拿浮名作甚?”顺便一说,这个人还写过一句有名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

对此,范仲淹比较狠,他在科考上加了一项大题。即“时文策论”并在州县立学,由州县各级长官做这个科目的老师和考官。考官需要以国家朝廷,或者边疆所出现的危机为题,让考生提出自己的见解。省得收上来一群嘴上宗师。

朝中的折腾完了,现在轮到地方了。

第四条,“择长官”。

我大天朝自古以来地大物博,疆土辽阔。虽然宋朝缩水了不少,但还是有很多地方,依旧是山高皇帝远,神仙管不了的地区。范仲淹认为,应该加强对地方官的管理,地方也要更多的给中央回馈。要严格按照政绩,把中央的触角和恩威伸到全国各地。

这条很重要,如果不立刻照办的话,宋仁宗马上就要倒霉。马上!

第五条,“均公田”,即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得到的职田(就是政府赐给官员自己的“田地”,相当于额定收入)。

这是一条严厉的反贪条例,更是这次改革的第一条重法。何为改革?那就是重新测量土地和军队。别看上面那些事儿做的有模有样的,如果没有第五条“均公田”,以上全是扯淡。

因为,只有重新测量了土地,才能把现有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即“改”又“革”。而这一条也是真真正正触动了绝大多数大宋官老爷们的底线。

第六条,“厚农桑”。

这一条是建立在第五条的基础上,即“农桑立法”。让地方各级政府真正开始注重农桑,要以此来严格考量官吏政绩,甚至算入“磨勘”的条件。如果各级地方政府不能达标,其当值长官就被视作不合格,不胜任。

第七条,“修武备”。

范仲淹提出逐渐恢复“府兵制”。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府兵制”就是这些士兵们一年三季务农,一季练兵,并且由选拔他们的折冲府管理。不过这一条被没能被“完全”通过。一来这么干是严重违背了宋朝的基本国策,“将兵制”;二来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它虽能暂时强兵,但依然是倒退的军制管理做法。

不过,拜范仲淹所赐,全国上下还是有五个地方,私自搞起了类似“府兵制”的军制。那里的将官们,一代一代的精细筛选着最强的士兵,然后训练他们,给他们灌输作战方式和策略以及各种文化课。平日里,这五个地方军,由这些筛选他们的将官们带领。每逢国家级战争时,中央才从西府枢密院派出领导去统领他们。

这五支军队,虽纪律严明,却各有特点,还不会彼此排斥。这五路大军同时配合作战之势,宛如天威!这五支军队还有着同一个名字:

北宋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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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昊在与汉人作战时,顺走了汉人的钱财科技和先进的国家管理制度。但汉人也在和党项人作战的时候炼成一支不灭的铁军。

是的,我不用“不败”这个词。西军,并不是唐朝的玄甲骑,明朝的神机营。西军会败,甚至会被团灭,但在每一次团灭后,他都会从一片灰烬中再次燃烧起来,崛起神威。就像传说中的太阳鸟,浴火的凤凰一般,更加光耀闪亮。

从这时开始起,宋朝所有最伟大的将军,全部都是从西军一代代的灰烬中冉冉升起的。

我说的是,所有!

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吧!第一个是鹿延军,又称种家军,史称战场之狼。他们在种世衡的带领下,屡出奇谋,是西北五军里最狡猾多变的一支。他们也是五军里的侦察兵,情报局。虽然正面作战能力最弱,但是他们异常冷静,绝不蛮干。

第二个是泾元军。由于在与李元昊的战斗中,泾原军几乎损失殆尽,但同时他们又是正面作战最多的军队。他们的第二代将领,开始不断的分析总结泾原军曾经的战例,从而形成了泾元军独有的风格,即一击不中,远扬千里。和鹿延军一样,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他们,那就是“鹰”。他们是西军里的机动化部队,最善奔袭。领导人姓张,叫张亢。据说当年泾元军还是一盘散沙的时候,他找人在军营里开赌场出老千把泾元军士兵的钱全骗光了,以此得到了这支军队。

第三个是环庆军。之前鹿延军和泾元军常年和李元昊打架,导致很多环庆军的也被抽掉走了,兵力并不雄厚。而且,翻开地图看看,环庆军在河东路和河西路中间的位置,他们北邻辽国,西抵西夏,同时又临近重镇府州和太原,可谓是战略要冲,那是经常被各路少数民族们光顾“打草谷”的。所以环庆军善守,如大山,如磐石。他们是西军的最坚强的盾,更是西军不可被逾越的城墙。他们的领导人在民间很有名,叫折家军。“折”通佘,杨家将里佘太君的佘。

第四个,秦凤军,是范仲淹与狄青建立的。这支军队来自蜀川以北,陕西以南,成长在群山环绕的复杂地形里。在于李元昊的战争中,李元昊学会了汉人的筑城技术。而定难五州生产大块条石,别看党项人的城很丑,它们的硬度是最过关的。范仲淹知道宋朝来日必定全力反攻西夏,他担心党项人躲在沙漠戈壁中坚守不出,那么宋朝的粮草辎重必定不够。所以宋朝需要一支在恶劣环境下依然能攻城的部队。秦凤军,北宋的工程部队,许多新式的战争器械都是他们发明的。领导人目前是狄青。

第五个……目前还未出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正面最强,无坚不摧,是西军最锋利的矛。而这支最无敌的军队当然要等到那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登基,那位强悍精明的宰相上位,才会出现。大家不妨猜猜,这对CP,是谁?

回到我们的十策,第八条,“减徭役”。古时,老百姓交税不仅要交物件,还要去帮政府干工程。徭役十分劳累而且饱经压榨。慈悲的范夫子在此严肃徭役的管控,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一条也是建立在“均公田”的基础上。

第九条,“毕恩信”,即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比如皇帝每三年一次的大赦必须执行完善。还有就是维护国法的尊严,打击一切徇私枉法的行为,要让大宋的官,真正成为为民做主的官,让皇帝成为天下百姓真正的守护神和负责人。

第十条,“重命令”,即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的法令。这里是指,规范国法的修改,剔除“繁而无信”的国法弊病。仲淹提出朝廷今后颁行条令事先必须详议,“删去繁冗”,审定成熟后再颁行天下,一旦颁行,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受到惩处。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庆历四年元月,宋仁宗下令,举国上下,奉行以上十条(“修武备”除外)。史称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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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了一年,庆历五年二月初四,宋仁宗再次下令,以上十条,全部作废。同时,也标志着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教科书上说,是因为新政改革“太猛”,措施过于“浩大”并极大的损害了传统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并引发了党争。即“庆历君子党”所致。

我认为不对,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请问,中国历史上那一场改革不“猛”?下手不“狠”?那是给国家彻底的换血,是挫骨易容的痛啊!这样的改变怎能不“浩大”呢?再说党争,难道不改革就没有党争了嘛?江湖上打个拳还分五大门派;做个菜还分蜀粤之争,何况竞争激烈的官场!

真正的原因,一是,赵祯,宋仁宗赵祯。他不想改革,就如我上面所说,他会冲动,但绝不会拿着现有的安逸和稳定去搏,也就是他绝不会接受任何相对激烈的动荡。他只是给了范仲淹一个机会,如果他能顺利且平稳的完成新政,那么他就支持,反之的话……

反之,他是不会给出任何主见和观点支持的,这就导致第二个原因成立,即所谓君子党内部其实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在“修武备”上,范仲淹,韩琦,富弼认为必须,其余人全部反对;再者,在“均公田”上,范仲淹,富弼,王尧臣,王拱辰赞成,韩琦,晏殊,欧阳修反对,其余人不知所措。在这样大的一个改革行动中,出现不一致是正常,只要当朝皇帝有决心有主见有稳定的价值倾向,那么统一就是可以达成的了,因为跟皇帝没有得争执呀!但如果皇帝不最后拿主意,那就是群龙无首的局面了。

这庆历新政十策是实施情况就是这样了,每一策怎么执行每一天大家都要吵架。而范仲淹,作为改革的发起人,又不能完全服众——那失败就几乎是在劫难逃了,对吧?

这一年下来,宋仁宗看到的竟是吵架和争执,那怎么能相信庆历新政能带来好局面呢?是的,不改革,国家一定会逐渐衰败,但是强行改革,会有可能让国家瞬间解体——他这么担忧了,就随即叫停了。

宋朝现在不是还很好嘛?所谓衰败,还很远很远吧!所以,庆历新政,就这样失败了。晏殊,杜衍,章德像被贬;韩琦,王拱辰,王尧臣,富弼被调离京城。

范仲淹本人辞职,经仁宗挽留三次(礼节性),被调往陕西和河东做宣府使。

范仲淹走时,京城百姓纷纷前来相送。欧阳修亲自为他斟酒叹到“范公此行,愈为光荣。”

范仲淹苦笑,这是他第三次被贬了。第一次,有人说“范公此行,尤为光荣。”;第二次,有人说:“范公此行,甚为光荣。”

如今已是第三次,“范公此行,愈为光荣。”可谓是三“光”了。

但他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就这样结束了吗?不,还没有,我还活着,我还可以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尽可能多的事情。

于是,范仲淹最后一次招来了狄青,他给狄青上了最后一课,并拿出了自己的藏书《左氏春秋》。他要狄青一边读《左氏春秋》一边看宋太宗的《平戎万全阵图》,希望狄青能从中有所收获。

“我老了,就快走了,来日大宋有难,只能靠你了。”

接着范仲淹一路讲学。他不辞辛劳,不怕烦,不怕苦地为所有愿意听他讲学的人上课,教导他们为人君子之道。他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之火去点亮大宋未来的新星。

庆历六年,范仲淹答应为好朋友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题字。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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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范仲淹未尝不知道宋仁宗不想改革;他未尝不知道如果他学习吕夷简使用手段让大权在握,就可以使得朝中内外政令上下一通,皆出自他手,改革很可能就能成功,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寥寥收场。

但他不会,他宁可承受失败也绝不动用阴险狠毒的计策;他坚信他的君子之道,圣贤之道;他坚信他的理想终究会被同僚们理解。

他坚信,那个护佑了他的无数前辈后辈们;那个被无数人嘲笑过天真的;那个历朝历代无数人为之努力奋斗过的大同盛世一定会到来。

他坚信着;他努力着;他从没有放弃过。

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被调往颍州。此时他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几乎不能呼吸。但他依然带病上任,行至徐州的时候,他终于走不动。就在那里,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宋史的编辑者,元朝宰相脱脱赞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仁宗朝的守护神,范仲淹走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东南方酝酿。

皇祐四年秋(公元1052年),广源州蛮侬智高反叛,集结军队突击邕州。邕州失陷。

接着,侬智高一路高歌猛进,连战连胜,广南东路的容州,桂州,安南,康州,潮州,端州,惠州,化州,梅州全部告破。

宋廷朝野震动!宋仁宗派出杨延昭的后人杨畋出战,被侬智高惨败。

皇祐四年十月,侬智高攻陷番禺,广南东路全线失陷。侬智高称帝。皇祐四年十一月,侬智高已经包围广州,广州告急。同时得到风声的西夏人,也在边疆开始集结重兵虎视眈眈。韩琦重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出征西疆与西夏对峙。

但是,北宋南疆重镇已经全线崩溃,朝中大臣,最能打仗的范仲淹已经不在了,韩琦需要在西疆镇守,而杨家将的后人才刚刚惨败,唯一剩下的和异族人交过手的只剩下一个富弼。但他是外交大臣,打仗他行吗?

正在宋仁宗焦头烂额,不知所措,极力怀念范仲淹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快!快去传朕的谕旨,调狄青进京!”皇祐四年,十二月初,在一片议论声中,宋仁宗赵祯力排众议,宣狄青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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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期待,下一期《乐麒说历史——北宋仁宗赵祯卷:千古唯此是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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