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为了加强江西的革命力量，委派江西省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长期担任自己秘书的杨赓笙（1869－1955，号咽冰，江西省湖口县三里乡上杨村人）回乡工作。杨赓笙回江西后，出任省议员，与江西都督李烈钧将军（1882—1946，原名烈训，字协和，号侠黄，江西九江人）志同道合，相交莫逆。
李烈钧和杨赓笙在江西履职期间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深为通过玩弄权术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所忌，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免去了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杨赓笙同时遭受迫害去职。不久，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亦被袁免职。在这以前，袁世凯还派人刺杀了著名国民党人宋教仁。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使孙中山先生认识到“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严正指出“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并力主武力解决。
为商量讨袁事宜，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召集国民党重要成员开会，李烈钧将军应邀参加会议，杨赓笙则回到故乡江西湖口县，积极开展讨袁的相关准备工作。
李烈钧将军在上海参加完相关会议即兼程赶到湖口，与杨赓笙密商讨袁事宜，并确定从湖口县发难，起义讨袁。
在湖口县起义讨袁，主要是因为湖口县踞长江与鄱阳湖之间，地势险要，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且是杨赓笙的故乡，他多年在此从事革命活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民心可用。李烈钧还在上海参加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的讨袁会议时，杨赓笙就为了护国讨袁，毁家纾难，将家产悉数变卖，捐助军饷，进行周密的准备；在这期间，袁世凯曾派其死党王芝祥前来游说拉拢杨赓笙，被其当面斥责：“头可断，血可流，吾人附袁殆不可得。”王芝祥只好悻悻而去。
1913年7月10日，李烈钧将军在湖口正式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杨赓笙任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通电全国，宣布讨袁。同时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讨袁的军事行动，派江西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派江西第一师一旅旅长林虎为左翼军司令，另派水巡总监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派李明扬为湖口炮台总台长。
为了鼓舞起义军士气和号召全国人民响应义举，杨赓笙亲自撰写了《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历数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以兵威劫天下”的滔天罪行，宣布以“保卫共和，驱除民贼”为目的，指出湖口起义是“反对专制”的正义战争，号召国民“亟起自卫，为天下共击之”。这篇檄文公布后到处流传，争诵一时，影响很大，不仅当时全国各大报竞相登载，外国报刊也摘要发表。人们称赞这篇檄文写得“气势磅礴”，“惊天地而泣鬼神”，“使袁贼丧胆”，“足可与唐朝骆宾王写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先后媲美。”据湖口起义者之一、原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在1981年10月6日《人民日报》上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出自杨赓笙手笔的《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
湖口高举讨袁义旗后，江苏、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纷纷响应，一时民气为之大振，但由于种种原因，各地起义军始终未能连成一气。湖口起义初期，革命军士气旺盛，连战皆捷，后由于敌众我寡，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终归失败。李烈钧将军和杨赓笙等湖口起义领导人被袁世凯定为“乱党”头子，悬重金捉拿，李烈钧将军和杨赓笙1913年9月被迫流亡日本，徐图后举。当时，杨赓笙在群众掩护下微服过江，抵北岸后曾沉石于江，并起誓说：“沉石于江，意志如钢，不灭袁贼，永不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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