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人物的专栏《书单》,本期我们请到的读书人是杨全强。
杨全强是一位编辑,如果你对人文社科感兴趣,你几乎一定读过他编的书,比如鲍勃·迪伦的《编年史》,《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或者在思想前沿的德勒兹、鲍德里亚。他在出版行业做了22年,四次从零开始,辗转三家出版社,每次白手起家把一个出版品牌做出声响,他就会离开,有时是主动,有时是被迫。但说起这些波澜,他毫无激愤,他朴素地讲述自己,不渲染和标榜什么。
能从杨全强身上捕捉到约翰·威廉斯笔下斯通纳的影子——斯通纳迷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大学里度过了自己作为老师的并不完美的一生,他追求完整的自我,将追求智识当作抵抗无意义的战争,拒绝与外部世界作廉价妥协。他拒绝为系主任开绿灯,因为「大学就像一座避难所,一个远离世界的庇护所……我们不能让他进来」。
出版是杨全强的庇护所,在相对纯粹的环境里,他保持着一种朴素的尊严。年轻时他也曾追着名人和热点出书,他毫不客气地贬损自己——「像做贼一样惦记过」,后来幡然悔悟,做了很多原创作者的书和引进版图书,至今看仍然「小众」。朋友揶揄他,是中国出版界的「赔钱树」。
杨全强绝不承认自己做的全是赔钱的书。他有一种散淡的直觉,能够呼应时代的需求,并将之转化成书的销量——不是超级畅销书,但持续多年一直销售。2005年,他将鲍勃·迪伦的回忆录引进国内,书的原名应该翻译为《编年史》,但定名时,他改成了《像一块滚石》。这本书卖得很好,直到现在。也是那一年,他在报纸上写文章,说,十年之后鲍勃·迪伦即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要惊讶。他没有特别当真。2016年,鲍勃·迪伦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表彰「其为美国歌曲传统带来的全新诗意表达」。
今年,在投资人撤资后,杨全强决定创业,做了独立出版品牌「新行思」,他依然延续着一贯的风格,总是在热闹面前后撤。一些书,以前能出的,现在出不了了。他说自己并不失落,因为出版只是一个让一些书经过自己的工作,工作中的进退取舍,他按照李寻欢、乔峰的标准要求自己,拒绝改变形状。
但最近这几年他开始有些疲倦,他向往窗外那对喜鹊的生活,他开始背《庄子》《诗经》《老子》,渴盼自己写书,创造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他一直在写诗。年轻的时候他背过艾略特的《荒原》,到现在还能背二三十句出来,诗与书,一直陪伴着他。
以下是杨全强的讲述:
文|翟锦
编辑|槐杨
设计|田伟
很难说阅读给我提供了什么,它也不能让我对良好的生活做出判断,就是构成了一种精神性的、意识性的底色。因为即使你了解何为良好生活——知识的、审美的、情感的、物质的,你仍然可能过得一塌糊涂。
我1989年上大学,读图书情报学,四年里很大一部分精力在阅读艺术史论,看到关于西方艺术、中国艺术史的书都去读一遍。后来读研,经常到先锋书店去,就觉得以后到出版社,如果能和这些书打交道,就很好。
那时的出版物绝对数量很少,出版社的标准高,从业者水平也都很高,刚开放,大家刚刚去认识、了解西方,翻译作品有很多启蒙的意味,美学热,哲学热,不管看不看得懂,至少大家觉得有价值。那时候我就是崇洋媚外,觉得外国的就是好的,我去看莱辛的《拉奥孔》、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觉得知道几个外国作者、学术术语,很时髦,不管你对他们了解有多深,就跟年轻的时候喜欢穿佐丹奴牛仔裤一回事。
现在想来,80、90年代就像琥珀一样,它把某一种氛围、某一种时间固定住了,碰到某首歌,比如窦唯的《无地自容》,崔健的《花房姑娘》,那种氛围就在头脑中弥漫开来,是那种特别年轻,特别向上的感觉。
现在,我们曾经关注的东西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关注了。消费社会,资本的力量无所不在。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等到他们40、50岁时,想起自己的青春,互联网时代对他们会意味着什么。虽然碎片化、虽然喧嚣闹腾,但也是他们的青春啊。
人跟时代的关系已经改变了。我对时代没有困惑,对大问题没有困惑,因为我们跟时代是根本不匹配的。完全不匹配。我们是一粒尘埃。和时代话题之间,我尽量能避开就避开。那种公共的事件、新闻、舆论,我的一个作者说得很好,「能错过一件你就赚了」。「看一些新闻就跟吸二手烟差不多」。
而读书是获得一些愉悦,跟天热了喝一杯可乐差不多。可能会在面对人生、工作时提供你一些心理支撑,让你觉得生活中还是有美好的部分。我读《史记》《尤利西斯》,就觉得这个生活值得过,很开心,书是特别具体的、陪伴我生活的东西。
受访者供图
之前有篇文章写我,「成为中国出版界的『赔钱树』意味着什么?」,是个反讽。大家都喜欢摇钱树嘛,但我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在上河卓远,都是刚好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已经有影响了,可能要成为摇钱树了,我走了。
做书不是那么急功近利短平快的事情,一般来说五年的版权期,首印六千、八千,慢慢加印,就很好了。一本书可以这个月出,也可以下个月出,一年一共做多少本书,这种节奏感比较适合我。另外,做出版要和作者、译者打交道,喝个酒、吐个槽,他们是我愿意这一辈子打交道的群体。这个行业,大家性格都比较散淡,书有人买,不赔钱,有个工资,也就够了,打交道比较轻松,还能谈谈文学,谈谈学术,是我喜欢的生活的具体日常。
刚做书那两三年,我想做畅销书,立功心切。那时候有名人出书的风潮,从赵忠祥、崔永元到白岩松,一个同事找过李咏,我也问过一些朋友,认不认识王小丫?还跟过社会热点。那时我动过很多心思,跟个贼一样去惦记。
比如2002年日韩世界杯,我做过白岩松、黄健翔、刘建宏的《大话世界杯》,但卖得也没有特别好,紧赶慢赶没赶上。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做过西方瘟疫的历史;也是那年,张国荣自杀,我考虑出他的画册,想着买他的剧照,找几个写得特别好的文化人,写两三万字就能做出来。
那时,我还联系了一个当红的央视主持人,在梅地亚酒店见面,匆匆聊了一会,出来后,我在长安街走了很长的路,就想能不能做这个书,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胡思乱想,走过木樨地、复兴门、南礼士路,都快到天安门西了。我想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感觉自己像苍蝇一样贴着人家,整天给人发短信、打电话,问能不能合作,这不是做出版正常的态度。
很快我就幡然悔悟了,再也不找名人出书了,除非是我欣赏的作者,如果是窦唯的画册,我愿意出,但也不是我能强求的事情。我可以去做引进版图书,只要跟对方出版社谈,行就行,不行拉倒。社会热点是永远跟不上的。
我做的书里,最畅销的是《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鲍勃·迪伦的《编年史》也卖很好,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时做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今天还在重版,都快20年了。《刺猬的优雅》《南京人》《致D》《香奈儿的态度》都卖得还可以,也有很多卖了几千册。无论是作者还是书,都需要养,不像余华的《活着》,已经成为经典了,拍出重金把它抢过来就行。
但我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如果从销量衡量,我可能真的不算是一个成功的出版人。但我也绝对不承认做的都是赔钱书,有些书你没看到,是小众的,但也不赔钱,我是有搭配的,在一家出版机构白手起家,有些书就要去铺垫,这些书就是炮灰,去填地下的地基部分,累累白骨。
有的出版社会紧跟当下的社会议题,比如一些很时髦的理论,女性主义,文明冲突,赛博朋克,跟大家的社会生活感受更近一点;有的会去研究文征明(明代画家),看哲学家谈艺术,做一些类似萨特《什么是文学》、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这样的书。我是希望和当下的议题保持一点距离,再远一点,更形而上一点。我愿意去做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而不是更普及的《什么是女性主义》。
因为很多当下的问题,几年之后就不再存在了。曾经有一度大家都在谈论互联网,甚至还有人写过互联网史记。但几年之后,这不再是一个问题,互联网成为一种背景,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再过十年,女性主义还是不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有可能是,性别肯定始终是一个问题,但女性主义还会不会像今天大家争辩的这么激烈?我不确定。但是人的创造和人的审美,始终都是一个问题,它会有新的形态,新的体现方式,我关注的是这个。苏珊·朗格半个世纪前写《艺术问题》,现在我仍然可以写一本《艺术问题》,它不一样。
我试图在感兴趣的领域里做最源头的、公共性最强的书,既可以解释社会,又可以解释人的自我,也可以解释经济。比如本雅明、弗洛伊德、《悲剧的诞生》、《存在与时间》。学术和思想是两回事,90年代李泽厚讲过,「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我是不要做学问家,要对人类的总体状况进行深入思考的。我一开始就不太想做特别专业的东西,而无论学什么,大家都会共同看一些书,我宁愿去做这样的书,撇除一些技术性色彩,更公共,更无用,但对人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帮助更大。
比如我喜欢摇滚乐,做过几本,但不愿意去做大做强,做成中国最大的摇滚乐出版商。你要让我去专门做某一个领域,做成专家,我不愿意。做专家在我看来——说这话可能会得罪人——不够高级,就是占据一个山头,垄断资源,这个态度不是我想要的。前段时间我看到陆大鹏一条微博,说十九世纪那些英德贵族,他们就讨厌专家,就是浅尝辄止,这才是高级的。我想想,说得有道理,比如喜欢养鸡,我也可以去养几只鸡,但是要我变成一个养鸡专业户,我就不能接受。
这些选择和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我觉得需要关心疫情,关心俄乌战争,但是那种对文学艺术的关注不能否定,文学艺术占据人的另外一部分时间,诉诸人的另外一种情感。而出版人作为一个群体,共同编织了一个知识地图或者思想的地图,所有的出版人加在一起,会形成对这个世界比较丰满、饱满的反应。
杨全强谈自己的「做书」思路图源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
在体制内要想有一定的空间和发展,你必须要在别人眼中稳重。我一点都不稳重,年轻的时候我头发长,还有点卷,有个副社长说我,「有点娘娘腔」。他不是说我坏话,我也不生气。我就是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会害羞、拘谨。比如要约作者,我就会紧张,忐忑不安,后来就强迫自己,什么都不要想,把号码拨出去,把听筒放到耳朵上再说。
内部开会,我讲起来条理清晰,一到公开发言,就完全乱套。2008年我在上海书展做活动,在宾馆准备了一中午,紧张到发抖,活动开始前五分钟,我拉了一个同事,让他帮我顶上去。那时候我已经37岁了。后来有个朋友说,你紧张什么,这个场合你说完之后,人就散掉了,没有人记得你说了什么,没有人在意你说了什么。到了大约2010年,翟永明出诗集,在白夜做新书发布会,我作为出版方肯定要说几句话,就在飞机上准备了五句,反反复复背,到了现场,很稳定地说出来,突然就没那么紧张了。
我后来知道说话是很有用的,说话是一种特别的能力,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害羞,小时候在县城,没见过什么世面,这种性格帮我规避了很多东西,俗话讲,性格决定人生。我碰到过口才特别好的人,但我一点都不羡慕他们,我不喜欢滔滔不绝的人,这两年我感觉自己说话有点多,有点警惕,我怕自己是那种人。
一方面内向,另一方面,有时我过于我行我素,不那么让人放心。碰到某些事情,我会尊重我的感受,这样不行,我就不能去干,不会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待了七八年后,社里做了一些调整,我待得有点难受,2006年,我就去了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个人拳打脚踢,拼死拼活,有一年编了26本书,整天看稿子,跟机器一样。
有的人会让自己跟环境和解也好,改变自己的形状也好,待到退休。如果你一开始没忍住,那可能到处都忍不了。我不是特别能忍。那种氛围,哪怕你对别人没有任何意见,只是不太喜欢主动跟别人交往,别人就会觉得杨老师清高。很多环节都要付出交际成本,但是还有人说,杨老师你脾气不好。
我后来明白了这种东西。但要让我一天到晚找领导聊天,我真不行。我不是不愿意聊,是不擅长。
如果说有什么书对我的人生观有影响的,那还是《说唐》《说岳》和武侠小说。长期以来,我跟人交往,做一些事情,心里的标准都是李寻欢,还有乔峰,不自觉地会以他们怎么做来应对很多事情。李寻欢会帮助别人骗自己,当然没有人骗我,但我会觉得在有些事情上吃亏是没有关系的;乔峰就是性格豪爽,虽千万人吾往矣,很有英雄气概,不自觉地,也会影响我面对某些事情的态度。清高了,骄傲了,不能忍,就放弃,待得不爽了,我就要走,这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直到现在。写文章我的笔名就叫傅红雪。
我在南大做了快两百本书,品牌也有了,待下去一定是好的,只会越来越好,可以躺平了,但就是不愿意,到了那一步就必须得离开。2013年我离开南大,去了河南大学出版社做上河卓远,2020年又从上河卓远离开,都是白手起家,都是不断离开自己打造的品牌。
书是需要养的,出版是10年甚至20年的事情,做书赔钱了不叫浪费,突然终止不做了才叫浪费。一个品牌做了好几年,突然停下来,等于前面白做了,我就是可惜,觉得它可以更好,我们本来可以过一种更愉快的出版生活,真的。
几年前,我想离开这一行,找个学校当老师。去试讲过,朋友说,你得求人啊,但我不擅长做这些事情;也想去博物馆做明清绘画研究,但要求年龄低于40,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也想过去图书馆给人借借书,做最简单的事情,然后自己看书、写东西。避世隐居的心态非常强烈。
我南京家窗户外有棵树,两只喜鹊在树上造巢,可能也有小喜鹊,树叶茂盛的时候,那个巢有种隐逸的感觉,如果从鸟的视角去看待这棵树,是一个很适合隐居的环境。我会想象喜鹊的精神生活,它们安逸的日子,特别羡慕,希望我也能过上这种日子。
杨全强拍下的「喜鹊巢」,他向往喜鹊安逸的日子。 受访者供图
做出版,就是一些作品经过你,经过了就经过了。你也经过一些人,经过一些作品,但它不是你的。这都没什么,做出版没那么悲情。我已经很幸运了,还可以自主地让几百本书从我的手上做出来。我不愿意把自己放到一个需要被同情的或者要刻意去支持的位置上。
布罗茨基在苏联被当作社会寄生虫审判,但他1972年离开苏联,到了英国、美国,只字不提那些经历。他说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不愿意把自己放在某个位置上来获取某些资源。
我出过很多作者的第一本书,比如倪湛舸、包慧怡、王敖的诗集,孟晖、蔡小容、汪民安,我做得也都比较早。书需要养,但很多出版机构等不及,它希望「孩子」今天出来,明天就长成大小伙子。
克瑙夫出版社的戈特利布说,「正如克瑙夫出版社应当出版某些其他出版社可能犹豫躲闪的书,我们也应该成为某些才华出众之人的避风港湾」。我觉得出版机构应该是这样,你要允许有才华的作家出书,哪怕卖得少。今天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卖得很多,能养活一个编辑,但他一开始都养不活自己。里尔克、卡夫卡都没有通过卖自己的书赚到钱。卡夫卡如果不去当小职员,里尔克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支持,都会很痛苦。他们面对出版商的时候,也很弱势。艺术是需要赞助、需要供养的。
布罗茨基说应该把那些好诗印成传单一样的东西,发到千家万户,他觉得这个能改良社会风气。我没觉得做出版能怎么样,但我认同他良好的愿景。你读完了《活着》,你能获得某种力量,里面的福贵能给你力量,不在于他多么勇敢,而在于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是可以给你力量的,如果我是余华的出版人,我可能也会觉得与有荣焉。但我仍然觉得,我宁愿去做一个诗人,写一本书,被一些人接受、认识,那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
一首伟大的诗,真的抵得过一家大型企业。一家大型企业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养活了很多人,但是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激励很多人,激励几百年的读者,都有可能。你今天去读杜甫,读他的「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你还是能获得力量;你读「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读「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就那么几句,1500年前的诗,仍然能给你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它的价值就在于这种创造的力量。
出版就是跟创造的人打交道,跟那些能给人力量的东西打交道,但我们也不确定哪本书能给哪些人力量,那就首先让它出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选择什么,你去让什么事情发生,让什么东西出现,无非就是这些。我只是其中一个角色,没有随波逐流,因为随波逐流也不容易啊,你得知道它往哪里,能把你带到哪里,而且你还得跟得上。
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随波逐流,我也很想很想。
杨全强做的书受访者供图
我现在不再像以前,对那么多领域都感兴趣,现在除了文艺理论、艺术史论、西方现代理论,我更多的时间会关注中国原典,比如《二十四史》《左传》,杜甫、《汉书》,这是你血液里的东西。西方理论对我来说是技术,但不是你最内在的东西。我曾经跟一个朋友一起背庄子,觉得把《老子》《庄子》《诗经》背下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总是喜欢诗和远方,慢慢觉得诗可能无所不在,就在你自己身上。
我文学偶像是安吉拉·卡特、卡夫卡,喜欢他们没什么道理,就像我喜欢李寻欢一样。我三十几岁才读卡夫卡的短篇,一见倾心,写得太好了,太好了。我要成为作家,就想成为写短篇的卡夫卡。他的幽默、荒诞,特别酷、有表现力,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就和卡夫卡完全不一样,卡夫卡是挡不住的力量。前几年看果戈理的《死魂灵》,中学学过片段,那时觉得这能看吗?但成人之后再去看,真是好看。
学术偶像是德勒兹,最近几年尽力去把他系统看一遍,是我的思想资源。理论书很晦涩,但真正读进去,有很大的智识上的愉悦感。德勒兹写英国作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绘画,说,「痛苦的人是动物,痛苦的动物是人」。我觉得确实有道理,会获得某些特别的愉悦。
一本小说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人,有山,有河流,有村庄,而理论更像星空、星系、星座,在闪光。碰到某些东西的时候它会燃烧,照亮一些晦暗的区域,就像深水里的一道光线,它可以把偏远地区照亮,它会让我们的视野穿透某些晦暗不明的东西,让世界变得更大。文学和理论、思想都是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大,更多样。比如《消费社会》,你本来不知道自己在整个社会网络、这些物品和媒介中处于什么位置,但它(《消费社会》)可以让你看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比如福柯谈论疯癫,谈论规训和惩罚,让我们看到一些以前不注意、看不清楚的东西。人都是在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当然很难,但是大家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选择跟这些知识为伴。我愿意花一个月啃《存在与虚无》或者《尤利西斯》,不是说它给你带来多少及时的、切身的愉悦,而是我就愿意去读完,作为中国不管多少个完整阅读过《尤利西斯》或者《追忆似水年华》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了。当然这没有意义,但是对你个人来说它会给你一些东西,一些暗示,就像我跑十公里,跑的时候很累,跑完了就觉得很愉快,觉得完成了一件事情,我做到了,I did it,愉悦感来自于我做到了。
书对人生是一种标记。我记得三十几岁的时候,那年我花了一个春天把《尤利西斯》读完了。做出版也是一种标记,我知道那年我大概做了哪些书,认识了谁。这种标记实际上是人的生命的节奏感,就跟水面上的航标一样,它能标记一些方向,或者说一些路程。有些人是没有这些标记的,或者说每个人的标记都不一样。但因为书,我的标记是书,做的,读的,它让你不断去确认自己,确认自己生命的一个又一个阶段。
我觉得自己还是一往无前地往前,但这些年突然发现,同行里面去聚会,突然就会被让到上席去,有一种特别的恍惚感,就是不知不觉,已经走得很远了,你的下一辈、下下一辈同行都起来了。自己身上是发生了变化,除了年龄,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你希望很多事情越来越简单,你也尽量简单地去对待这些事情。其他的没什么,跟大部分人也都差不多,从青年到中年,从意气风发、希望指点江山,到水往低处流。畏惧的东西越来越少,不再特别想得到什么,也不再特别害怕失去什么。
如果没有阅读,我就长成另外一个人,可能当个工人,干完活什么也不想,回家开瓶酒,出门在大街上跟其他几个工友蹲在路边抽烟,可能会更快活。我有高中同学在老家开饭馆,也没什么不好。关心关心烤鸭,关心关心大蒜蘸酱、辣椒炒小虾好吃不好吃,很快活。我觉得人生没有阅读,不是一个要紧的事情。如果我整天开出租车,跑外卖,不阅读真没什么,也可以读点言情小说,或者读读海德格尔,这不矛盾,不冲突,没有阅读也没有问题,你在街上看看树木,看看建筑,也很美好。非常美好。
图源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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