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程 陈晞（分别系新华出版社副编审、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在古人看来，文字的创造是一个“神圣事件”——汉民族用“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来描述汉字初创的场景，纳西族则用“牟保阿琮创字”神话来解释东巴文的起源。对造字的神圣化叙事既符合古代先民对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浪漫想象，也暗合了对文化治理和合法性建构的需要。同时，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字的规范统一使用为中华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从秦代的“书同文”到清末民国及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简化字运动”，根据文化治理的不同诉求而进行的文字规范和文字改革始终是推动汉字形态变迁的两条重要线索。
武周王朝（690-705年）自创建后曾陆续颁布和推行过一批新造汉字，史称“武周新字”。在汉字漫长的变迁过程中，武周新字的出现有如昙花一现，留下的文化痕迹亦十分有限。文字是古代先民为了弥补声音语言的时空局限，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和思想交流的需要而创造出的视觉符号系统，所谓“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既然是延伸声音语言的视觉符号，记录和传播信息就是文字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新字的推行理应被视为是对社会文化供给的丰富化，但武周新字显然并未收到相应的成效。挖掘新字传播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发展规律是武周新字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而或能对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相关文化现象并提升文化政策效果有所裨益。
武周新字的兴亡
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武则天欣然接受，在《改元载初敕》中宣布：“特创制一十二字，率先百辟，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于新文，庶保可久之基，方表还淳之意。”武周新字正式颁行，凡有新字的不再使用旧字。学界对武周新字的数量存在争议，目前主流的看法是武则天创制了18个新字：天、地、日、月（其中“月”字两次改写）、星、年、正、君、臣、载、初、曌、授、证、圣、国、人。（如图）
武周新字几乎与武周王朝同时诞生，在政权的大力护持下得到广泛传播。伴随着武则天的号令，官私文书、账簿碑刻等都采用了新造文字。由于文字使用材质的不同，后世可见的武周新字实物以金石为主，如碑刻、墓志、刻经、刻砖等，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保存有武周新字的身影。新字不仅传播地域广阔，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均有其影响力，如考古发现洛阳粮仓砖刻中就使用了新字，表明该文字已为基层的工匠群体所采用。同时，武则天时期写、刻的佛经也改用新字，存世刻经和敦煌经卷中就留有许多武周新字。
然而到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退位之后，旧字恢复使用，武周新字快速退出历史舞台，其集中使用时间仅持续了约十五年。时至今日，除了“曌”字，其他新字更是完全退出了汉字的使用序列。现有研究常将武周王朝的短命作为主要原因，认为武周政权若能长久存续难免会出现更多的新字。将武周新字的命运与其寄生政权的浮沉相关联是后人一种自然而然的联想，但并不一定具备充分的解释力，因为同为武周王朝颁制的其他诸多新政，有不少都能落地生根，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完善科举制度、抑制门阀擢拔寒庶等。同为短命王朝所颁制的文化政策，在社会发展中却留下不同的传播足迹，其中应当别有缘故。
武周新字的使用价值与传播阻碍
汉字的发展有三个阶段性的产物：从求神问卜而来的甲骨文、歌颂英雄事迹的金铭文，大众日常使用的土俗文字。由于甲骨文和金文在早期社会主要被君王和贵族等统治阶级所使用，使用范围不广，象形字和会意字基本可以满足需要。而到了土俗文字时期，此二者在抽象性表达上的欠缺愈加明显，汉语言据此发展出了假借字和形声字造法，以满足大众的日常使用需要。因而土俗文字在字形上多为形声，到了唐代，形声合成更是已经成为占绝对优势的强势字体结构。
虽然武则天宣称武周新字“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于新文”，但实际上在字形上大多既不同于古文字，也不同于当时通行的其他汉字，主观臆造的成分较为浓郁。武周新字的造字方法主要是会意合成法，但其会意又与传统六书不同。传统会意字多为两合模式，即由两个构件组成，且构件尚具象形性，而武周新造的会意字一般由三个以上部件构成，如“年”是“千、千、万、万”，“圣”是“长、正、主”。武周新字的大部分构形模式采取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式微的会意合成式，这在以形声合成为主的楷书系统中既不利于字与字之间的联系，也不利于相互区别，与汉字构形模式的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
同时，语言文字还是一种符合经济原则的符号体。汉字书写发展到唐代，已成功地脱离古文字的线条形式，改用简易的笔画书写，字形也从圆形变为方形，书写从弧线变为笔画。而且从甲骨文到楷书，人们在使用文字时虽然偶有繁化的现象，但是汉字的形体一直是朝着简化易写的方向发展，部件逐渐减少，结构逐渐简省。而武周新字却仍然保留复杂的圆转线条，字体以楷书方折笔画为主，与唐人的书写习惯格格不入。
武周时期，吐鲁番地区按律使用武周新字，但考古发现这些字出现了大量简化，比如“月”字中间本是“卐”字，吐鲁番墓志简化后与“水”或“币”相似；“日”字中间的“乙”变成一点。敦煌写经出自武周时代官府所造者，无论题记、经文，皆书写新字，而占绝大多数的民间写经只在醒目的题记上书写新字，因经文冗长，不易被察觉，所以仍使用旧字，少写新字。这恰好反映了一般用字者对武周新字的态度，说明武周新字在为之背书的政权鼎盛时就存在下沉困难的问题。
中国古代王朝新造文字并加以推行的，除了武周朝外，还有明朝，但明朝新字的传播命运却与武周新字大相径庭。明朝新字的诞生源于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宗室命名制度。明代严格实行以五行偏旁为序的宗室名讳制度，当宗室人口不多时，这套命名制度尚能平稳推行，可随着人口繁衍，到明万历末期，宗室实际人数已经接近二十万人，宗室命名逐渐成为难题。于是，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大量五行偏旁的新字，如钼、钯、烯等等。这些新字出于皇家特定需求，在民间无推广必要，且基于避讳制度，在日常亦无使用的可能。直至近代，化学家徐寿等人在译介西方化学文献时苦于无字可用，又重新启用了一些明朝新字用以命名那些不常见的化学元素。随着近现代化学工业在我国的持续发展，本已沉寂的明朝新字得以焕发新生。
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朱明新字与武周新字的不同结局不能完全用戏剧化的偶然成功来简单地加以解释。文字通常是为了满足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提升而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需要而诞生的，即社会群体或个体需要更多新字来指代新生事物或思想，传递新信息。任何信息的传递与存储都要经过编码和译码的过程，编码过程是符号使用者们之间的一种约定，而约定关系是有动机的或是无动机（任意）的，这里的动机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关系，如象形字中字体形态与所指物体形态之间的相似性就是其符号动机。动机越弱，则约定就越该是强制性的。一个符号系统在建立之初，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往往存在某种动机，但是符号系统一旦确定，动机就将逐渐失去意义，而最终让位给社会的约定俗成。当出现各种原因使得约定俗成的惯例被打破时，就出现对同一信息内容的不同的编码化，继而引发信息传播上的问题，如信息噪声和信息损失。
与武周新字需要“以新换旧”不同，朱明新字仅仅是为了满足宗室命名的特殊需求而创制的，没有替换旧字，不会对社会中既有的编码约定造成任何影响。而武周新字通过政权的强制力量在社会中大规模推广，势必要求旧文字的惯用者放弃原有的符号使用约定，接受新的约定，在适应期难免产生编码冲突，制造多余噪声，产生信息损耗，进而从整体上降低了社会信息传播的效率。武周新字多讹变和异体就是这种编码冲突的一个典型表现。有学者考证，武周新字有的出现省简或变形，如前文所提“月”“日”等字，有的部件变形或增加部件，还有的出现异体。讹变和异体归根到底是因为武周新字抛弃原本约定俗成的汉字字形，使其面目全非，从而导致使用者在记忆上出现困难和错乱。
武周新字沦为冗余符号的内外原因
实现信息的传达只是文字符号最基本功能，符号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社会的产物，文字符号还具有各种社会性的功能，比如情感功能、指代功能。情感功能确定信息与发送者之间的关系，指代功能确定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从符号的表层能指来看，武周新字的推行显然更偏重于信息发送者，是以情感功能而非指代功能为主导的传播活动。武周新字由臣下献上，之所以采用象形和会意造字法，是因为要在最大程度上实现造字者的情感表达——即“颂圣”的意图。首先，新字几乎都是政治书写中的常用文字，如武周年号“载初”“证圣”，政治术语“君臣”“国人”等。其次，新字中的会意字直接表露了美好的政治寓意或对统治者的颂扬，如“臣”由“一、忠”两个部件组成，意指忠心耿耿，武则天自名的“曌”字，由“日、月、空”组成，更包含“日月当空”之意。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且通过“篡夺”李唐政权登上权力巅峰，因此对夯实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有极其强烈和急迫的需求，武周新字显然为服务于这一需要而生，折射出武则天及其统治集团对皇权的渴望和对政治稳定的愿景。
从更深层次来看，武周新字的颁制实质上还是触及符号意义层面的一项文化改革运动。武周新字的推行和消亡也可以被放置在这样一个符号意义和权力关系的视角下进行解读。唐代是门阀士族的黄昏，终唐一世，其势力持续衰弱，直至五代彻底覆灭。武则天出身庶族，家世不显。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李治废除王皇后，立武则天为新后，彼时，掌握实权的是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集团等门阀旧族势力。李唐之初自局势稳定后就开始加强皇权的集权专制，李治为了扩充自身权威，支持武则天打击关陇集团。于是武则天联手李治推行了众多削弱旧门阀、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如改《氏族志》为《姓氏录》，重新划定各家族的社会等级，以后族为第一等，甚至放纵酷吏，屠杀以关陇集团为主的门阀士族。这些做法虽然效用显著，但不得人心，于是武则天还采取了大量文化改革措施，以进一步削弱旧门阀在当时社会中的文化垄断地位。其中，人事权是最核心的政治权力，也是斗争的焦点。为此，武则天“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并直接推动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唐代科举常举诸科之首是明经科，以经学为考试内容，试法偏守章句之学，而门阀士族的特征之一便是重视“家学”，通常学通一经或几经，代代相袭，因此通过明经考试的绝大多数是门阀子弟，这显然与武则天的期望背道而驰。于是武则天大幅增加了进士在科举中的录取名额，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主，侧重文词之才，对寒庶家庭更为友好。至唐代中叶以后，明经科的实际地位大幅下降，大批寒庶平民通过进士入仕，使唐代权力格局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这样一场政治文化改革的全局来看，武周新字处处强调“天授君权”“君君臣臣”等，便不再单纯只是封建时期司空见惯的臣下“颂圣”之举，而是将增强皇权、削弱旧族、扶植新贵的政治意图赤裸裸地写入文字符号之中，望其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关系的理想格局的象征，并随着民间流通被潜移默化成一种新的社会规约。但武周朝覆灭后，除科举改革等紧扣皇族集权这一根本性利益需要的制度仍能得到延续外，其在官制、礼制、宗庙，包括新字上的措施均被旧传统反向取代，武周新字也在社会中沦为可有可无的冗余符号。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23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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