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德国联邦议会和多地议会还在夏休。在这个原本多度假、少谈政治的时节，因为两个东部州的选举结果，不安与躁动在全德乃至欧洲蔓延。
在萨克森州，州长米歇尔·克雷彻默尔所在的基民盟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选择党以32.8％的得票率位列州议会选举第一，绿党得票率低于5％门槛，被州议会关在门外，而自由民主党更是沦落到“不配拥有姓名”，在最后的选举结果统计中被归为“其他”。即使加上社民党，联邦政府的三党执政联盟凑一起，得票率也只是刚过两位数而已。
激烈的情绪还体现在两个州均在75％左右的高投票参与率上。选举结果一出，位于图林根州的老牌行业巨头卡尔蔡司医疗技术公司的股价应声下跌。此后，九月底的勃兰登堡州选举更受关注，总理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不能再承受失败了。
当地时间9月23日凌晨，勃兰登堡选举结果公布。州长所在的社民党，以不到2个百分点的优势保住了第一大党的位置。不过，紧随其后的又是得票率接近30%的选择党。
德国选择党图林根州主席比约恩·霍克。
“防火墙”矮了
德国两个东部州的选举结果，是极右翼政党在二战结束后第一次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获得如此胜果，且这个胜果没沾其他人的光。欧洲建制派有搭建“防火墙”的规矩，即不与被标记为极右的政党共同组阁。
这一点在有历史包袱的德国尤其突出，各建制派政党尽可以在每一个国内外议题上吵到天翻地覆，但唯有一条红线是各党在任何场合都会统一口径声明的：绝对不考虑与选择党合作。鉴于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家议会内党派敢于公开丢掉“求生欲”改变立场，并不能说这道“防火墙”被烧穿了。如今的情况是：防火墙有些矮了，而火势太猛，眼看就要高过墙头。
更让一众欧洲媒体“细思恐极”的是某种似曾相识的历史记忆：1929年纳粹党赢下了图林根州议会选举，4年以后，希特勒上台。选择党图林根州主席比约恩·霍克非常接近于纳粹党标准里“优等种族”特征的外形，也给关于这段往事的回忆增加了不少鲜活的色彩：蓝眼、薄唇、浅金至浅金棕发色。
让“剧情”更跌宕起伏的还有一个插曲：新一届萨克森州议会选举管理机构在第一轮数据中公布了错误的席位数。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软件出现bug（故障），在对于席位分配的计算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更正后，绿党和社民党各增加了一个席位，而基民盟和选择党则比最初公布的各少了一个席位。
偏偏这一个席位至关重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些重大决定需要2/3多数，而不是1/2多数才能通过。重新计算的结果，导致排名第二的选择党在萨克森的占比不到1/3，从而失去了在该州的少数派席位。对某些选择党的铁杆粉丝而言，如此关键的变化颇有些“阴谋论”的味道。
对萨克森州的建制派而言，滑向失序政局前的最后一道安全阀门堪堪被关上了，可算不幸中的万幸。在图林根，阀门则无法闭合。一旦将来出现涉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选举宪法法院法官、修改某些重要法案这类关键性争议，选择党就可以动用少数派权力拦截多数派。而图林根州主席霍克一向观点极端，也一定会这么做的。尽管选择党目前还不至于夺权，但这样的权力运行机制足以使议会陷入瘫痪。
选举结果公布次日上午9时，萨克森州州长克雷彻默尔就带着青黑的眼圈出现在柏林基民盟总部。通常情况下，身为执政的州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总归能为自己所在的党捞到一点“印象分”的。自德国统一以来，萨克森州长的权位一直掌握在基民盟手中。克雷彻默尔本人的风评不差，满意度过半，但本次选举中，他和图林根州长、左党的波多·拉梅罗成为一对难兄难弟。
近两年间，已有两位州长因选举结果惨淡下野，分别是萨尔兰州的托比亚斯·汉斯和柏林州的弗朗齐丝卡·吉菲。无论在图林根州还是萨克森州，都有超过半数的基民盟选民表示，仅仅是出于想要遏制选择党坐大的心理才选了基民盟。积极地看，这意味着依然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民粹势力的崛起保持政治敏感度和警惕。消极地看，这意味着即使是对于两州唯一可与选择党抗衡的基民盟，民众也缺乏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是一种在2023年秋天的拜仁和黑森州选举中就体现出的情势。近一年过去，这种情势不仅没有得到及时修正，反而加强了。
8月29日，德国图林根州，莎-瓦联盟的创始人莎拉·瓦根克内西特（右）在一次竞选集会中被泼红漆。
“兄弟”并不平等
尽管东德五州近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德国平均水平，但它们只占了德国经济总量的15％。萨克森州是传统上东德区域的领头羊，人口是图林根州的近两倍。该州一些城市的发展水平早已不输西德地区，首府德累斯顿素有“易北河畔的明珠”的美誉。而图林根州则挨着东西德边界并带有强烈的乡村色彩，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与西德联邦州之间的交流频繁，不少人横跨两州通勤。不过，频繁的交往对于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托举作用，反而使当地人的生活备受冲击。东西德在发展和政治话语权方面的差距，被毫无保留地呈现眼前。
两德统一的欢欣鼓舞过后，很快就要面对赤裸裸的现实。时至今日，即使是在首都柏林，曾经分裂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乘地铁横穿柏林，市容市貌以亚历山大广场为界泾渭分明。尽管德国在联邦层面上推行了用于扶助东德发展的“团结税”，但随着统一同时到来的全球化浪潮还是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仅1990至1995年，东德地区就有约75％的人因为两德统一失去了工作，加剧了原有的差距。面对黯淡渺茫的未来，东德地区年轻人“用脚投票”、大量外流，很多小镇几乎成了空城。很多地区只剩下老年人，他们对公共安全、犯罪率、公共服务和医疗质量等代表“安全感”的话题有强烈共鸣，另一些留在本地的中青年则在落差之下更关注东德地区而不是联邦。
这种差距，反映到本次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选举中，就是选择党和传统建制派基民盟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人们并非不知道基民盟更擅长搞经济、抓教育、稳就业，但这些眼下在东德地区都没那么优先。在难民及庇护政策、社会公正、东德地区利益这几个领域，东德地区的民众更信赖选择党。
提起西德地区，许多东德地区的民众往往不会想到鲁尔区或萨尔兰这类在面临转型剧痛的老工业和农业基地，而是会想到阳光灿烂、风景如画的康斯坦茨或商贾云集、洋腔洋调的汉堡，那里有着在东德地区不可想象的财富的玩法、繁荣多样的文化生活，以及见过世面、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这种被稳定的中产阶级所传承的社会图景，混合了代表着富裕的繁忙和代表着优越的松弛，让东德地区的民众在对社会分化、身份认同落差深有体会之余还升起了一种带着嫉妒、不解、不甘最终被挫败感、贬低感和剥夺感填充的愤怒。西德地区的中产精英、公司和政客在全德国乃至全世界满场飞，但这样的光鲜却与自己毫无关系。礼貌中带着一丝微妙嫌弃的西德式的“优越感打量”，更是刺痛了“东德人”的眼睛。他们明白，虽说彼此是同胞兄弟，自己却并不与“西德人”平起平坐。在两德统一30余年后的今天，约有2/3到3/4的东德地区选民仍然认为自己在很多方面是“二等公民”。
在千禧年前后的图林根州，对于联邦政治的赞成者人数是反对者的近乎三分之一。两条曲线第一次出现交叉，是2010年左右。赞成者人数在2014年达到历史高位，随后下跌。今日，反对者人数已达到了赞成者的五倍多。两德统一后，就像曾被盟军再教育一样，西德地区以大刀阔斧的方式“改造”了东德地区。不仅曾经和东德地区有关的一切都被覆盖上了一层贬义的色彩，而且来自东德地区的声音在联邦层面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留下的是一群失去故土也无处安放记忆的人。
对于东德地区来说，两德统一的“第一次开放”给他们带来了居高临下的西德兄弟；以包括难民涌入在内的全球化浪潮为标识的“第二次开放”，则让他们本就已所剩无多的家乡又受到一次冲击。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三的东德地区选民认为无法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对政治产生实际影响。于是，对制度的批判就产生了。这个系统是否真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是由于没有制定正确的纲领而导致个别参与者的失败，还是整个系统没有发挥它所承诺的作用？政治精英们是否不再倾听民众的声音？在东德地区，提出这类根本性质疑和批评的民众的数量，是西德地区的两倍多。
9月1日，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选民在一个投票站为地区选举投票。本文图/视觉中国
并不“特殊”的转向
公允地说，德国选择党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许多西方国家，都出现了与左翼自由主义思潮相对立的运动，从特朗普到梅洛尼，代表站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潮流对立面的政治势力已经进入了国家级政府。德国两个东部州的选举如此耸动了欧洲舆论的视听，首先是因为用“德国”加“极右”组合做关键词的历史联想确实过于惨痛。但如果在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有相当一部分选民或多或少地同时向类似类型的政党寻求庇护，那么就不能说这是巧合或者“特色”了。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从美国到英国，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再到东欧，“非正常”移民这个议题几乎已成为每个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选举的主要争议焦点。
这些年来，德国接纳了数十万战争和贫困难民，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继2015年难民危机后，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又使得大量难民涌入德国。短时间内如何消化融合如此庞大数量的外来人群？作为德国政治中心的柏林曾多次带头作出表率开放接纳，但2022年却不得不表示“已大大超过承受能力”。除了其他西方国家所共有的那些问题和矛盾，德国的棘手之处还在于任何可能和“种族”以及“排外”有关的讨论都会由于其二战历史这段原罪而特别难以启齿。只有一个方向才是正确且可说的，另一个方向有什么则被贴上了封条，封条后的一切又都非常模糊。但庞大的压力和矛盾，并不会因为不能言说就凭空消失。2023年柏林举行州议会选举，时任州长吉菲的民众满意度只有36％。
政治的转向并不总是由某一个特定政党带来的。在丹麦，社会民主党收紧了庇护权；在希腊，保守党封锁了边境。在德国，在“移民／难民政策”和“俄乌”这两个东德地区两州关注度最高又彼此相关的议题上，和选择党持相似主张并一成立就强势崛起的是今年刚刚从左党分裂出来的莎拉-瓦根克内西特联盟。
莎-瓦联盟的创始人莎拉·瓦根克内西特一度是左党最负盛名的最高领导人，自立门户后带走了很多追随者。最著名的追随者是其丈夫、资历深厚的奥斯卡·拉芳廷，也是两德统一后的社民党首席总理候选人，担任社民党党魁数年，在施罗德执政时期出任财政部长，一度是第一届施罗德政府的核心人物。后来，拉芳廷出乎意料地主动请辞政府公职，又脱离社民党加入了刚成立的左党，并致力于把社民党挤压为州级政党，左党在其领导下的崛起势头一度令人瞩目。再之后，拉芳廷又退了左党，并在莎-瓦联盟成立后很快宣布加入。在图林根州，莎-瓦联盟成立初期的支持率涨幅如今是选择党的近两倍。
对这样的转向，宽容一些的人会认为，这是沟通没有到位。更家长式的做法则是将持反对或怀疑意见的选民描述为不了解情况的或愚蠢的人，甚至直接打出种族主义乃至纳粹式的警告。结果就是从国家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到文化冲突、犯罪和恐怖主义，民众在一系列问题上听到了很多空泛说教，但受到的影响却是切实的。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这样的事态发展都无法长期被政治界忽视。要么是所谓的老牌政党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要么是右翼民粹主义者自己上台执政。迄今为止，德国联邦政治要么从道德角度来佐证自己的开放和平等，却忽略了在国家政治外本土的另一群人也是弱势群体，也有被尊重的权利；要么从“德国社会需要劳动力”这样的务实角度来论述接受难民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但对于程度和细节却往往语焉不详。
如果被说服，西德地区的人或许愿意尝试，但对于很多东德地区的人来说，原本就有的认同感缺失和发展不均衡，再叠加难民／移民带来的排异反应以及俄乌战事所带来的对于生存的强烈担忧，他们的痛感过于强烈，眼下都过不去，哪里还管得了远方。况且，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兴盛于西欧的大学解放运动和全球化所倡导的左翼自由主义思潮，原本就不是东德社会的内生性议题。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被忽视很久了，那为什么还要为“别人的想法”买单呢？
被逼走出舒适区
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选举结果公布一周后，各党试探性接触和谈判依然没有明显的结果，组建联合政府非常困难。尽管选择党在两州选举中都创下了得票率纪录，但其票数并未过半，无法独立执政。因此，“防火墙”依然有效。此外，基民盟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中都有一项不相容决议，禁止与左党合作。如此，剩下的选择就不多了。莎-瓦联盟的领导人将拒绝美国在德国部署中程导弹和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作为组阁和结盟的条件，要求州政府表明立场，从而向联邦政府施压。
目前看来，在图林根州，基民盟出身的州领导人马里奥·沃伊特和选择党州主席霍克都将会参与州长竞选。州长候选人必须在第一轮或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在第三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获胜。其他党派在多大程度上会支持沃伊特，以避免霍克当选，将是对“防火墙”韧性的考验。在萨克森州，克雷彻默尔正在考虑与社民党和莎-瓦联盟结盟，这是一个在基民盟内部也充满争议的尝试。
在勃兰登堡，社民党险胜。但这要极大地归功于州长沃伊德克——感受到压力的他在选举前宣布，假如社民党失利，自己便绝不出任州长。这种孤注一掷地将个人政治生涯和党牢牢绑定的方式，为社民党赢得了不少“团结票”。
无论哪种组合，各方都将被逼走出舒适区。德国总理朔尔茨及其执政党，也颇为尴尬。在历史记忆尤其敏感的德国，“极右势力”和纳粹之间的联系比在其他所有国家都更容易被唤醒。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成建制地抵御纳粹的最后一股政治力量，也因此曾在纳粹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被处心积虑地针对和栽赃，又在纳粹夺权后最先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这一次，曾经代表进步与良心的“红色堡垒”，是否能挺过冲击呢？无论现实如何，这样一种过于有历史厚重感的联想都会引发一股不小的政治情感波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年后的德国大选，会成为一个可能被波及的“具体的将来”。
（作者系德国汉堡大学社会学者、政治评论员）
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德国政治的一场“不安与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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