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达斡尔族与齐齐哈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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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齐齐哈尔城时，就有达斡尔人住在这里，这里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从建城那一刻起，达斡尔人就和她同呼吸、共命运，一直到今天。这方土地养育了这个民族，这个民族也为她奉献了一切。

年近古稀之时迎来了建城300周年，实在是幸运得很，于是尽自己所知写出这篇文字，愿达斡尔族后代借鉴和鞭策自己，跟着中国共产党，振奋民族精神，热爱自己的母城，为建设好家乡拼出全力。

一、达斡尔人以齐齐哈尔为基地，承担了戍边卫国义务

达斡尔在守卫疆土方面的贡献，是通过清朝统治下编旗编佐、执行屯垦戍边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从黑龙江北岸起到外兴安岭，西起尼布楚河东至牛满河右岸的辽阔地域，曾经是达斡尔人繁衍生息的故土，号称“达斡尔地区”，又称“通古斯森林部落”，它历来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达斡尔人以中华民族为自豪，每当困难当头，这种观念自然形成为民族的凝聚力和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支柱。

清崇德九年（1644）至顺治八年（1653）的8年间，曾有两股俄人入侵并遭到达斡尔人的迎头痛击，而在顺治八年（1653）却惨遭第二次来犯者洋枪洋炮的大屠杀。达斡尔人曾经派人去宁古塔将军府求援，因为清兵正在关内征剿而无暇北顾，江北为数不多的清兵早已失魂落魄，卫疆护民已无从谈起了。不得已，达斡尔人扶老携幼地踏上了南迁的征途。

史书中记载，清顺治初有达斡尔人南下墨尔根至齐齐哈尔一带。在嫩江两岸，有数百个氏族部落定居下来。今日齐齐哈尔市所辖的嫩江两岸，成了达斡尔人南迁后汇聚的大本营，号称第二故乡。

自清顺治初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间，是达斡尔人遭俄人屠杀掠夺并被迫离开江北故土后，卧薪尝胆、期盼收复失地的40年。

清顺治六年（1651），清廷设布特哈部取代了江北索伦部，将布特哈总管衙门设于齐齐哈尔屯，归清中央理藩院管辖，后来因直接管辖不便而由宁古塔和黑龙江将军代管。康熙三十年（1691）后正式编入满洲八旗，完全归属黑龙江将军管辖。

在清顺治年间，齐齐哈尔屯布特哈总管衙门是唯一的镇办巡边职能机构。达斡尔、鄂温克等索伦男丁，每年定期承担和执行巡边任务。在建城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也是在黑龙江将军部署下，由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三地的副都统衙门轮替组织巡边，直到咸丰八年（1858）的《瑷珲条约》把那块国土割让给沙俄为止。

清顺治时期，齐齐哈尔屯的布特哈总管是满洲八旗官员，达斡尔、鄂温克人若干为副总管，康熙九年（1670）才由理藩院改派达斡尔人孟格德以副都统衔与博尔吉岱同任总管，孟氏全面负责布特哈(打牲)部备边及对沙俄边境涉外任务。

康熙九至十二年（1670—1673）间，孟格德于嫩江西岸奈门浅屯南岗辟建了绰哈尔屯，设总管私邸，达斡尔族称它为总管官屯(日本学者日野岩太郎在《龙江省》记为“清代奈门浅府”和“军防所”)。同一时期，博尔吉岱也辟建梅里斯屯并设总管私邸，总管们每六天到齐齐哈尔屯总管府办理一次公务。

孟格德的到任，赢得了布特哈猎民们的爱戴，在他任期内，无论是北疆的防俄备边，或边境涉外活动，都料理得十分成功。康熙九年（1670），孟格德去尼布楚向俄方递交清廷咨文，表达了和平解决两国边境问题的愿望，并邀对方派使节去京谈判。当年夏，俄使节米洛瓦诺夫等十人使团进京谈判后返国途中，曾在纳文(即齐齐哈尔)屯逗留约十日。康熙十至十九年（1671—1680），由于俄方对边境问题无和平解决的诚意，齐齐哈尔布特哈总管与瑷珲驻防达斡尔总管倍勒尔相配合，不断派出兵丁定期巡察江北地区，对俄方从雅克萨向外肆意地垦田行径，曾经给予了制裁。康熙二十年（1681），孟格德率旗丁千人到雅克萨附近巡逻侦察，为清廷和宁古塔将军府提供了情报，为后来的雅克萨战争的战略反击做出了重大贡献。康熙二十二年（1683），孟格德向俄方送去康熙皇帝致沙皇的信，对于俄方的恣肆行为提出了严重警告。

康熙二十二年（1683）后，清廷征服中原的目标基本达到，这才转过身顾及北疆。达斡尔人在康熙皇帝来东北索岳尔山一带巡视时，纷纷要求趁机奏请皇帝派重兵驱逐雅克萨城的宿敌。孟格德等经巴海、萨布素等将达斡尔、鄂温克猎民的急切愿望反映上去，终于促使康熙皇帝由防俄固边转而决心备战伐俄。这大大鼓舞了布特哈猎民的斗志，从此齐齐哈尔布特哈总管府和猎民就开始了紧张的备战活动。

为保证由中央到地方的讯息、文书往来通畅，在未修复驿站的情况下，达斡尔人经过齐齐哈尔屯总管府，每年无偿提供乘马百匹，还承担起了齐齐哈尔屯南—茂兴北—墨尔根、墨尔根—呼玛和瑷珲间的传递任务。为了战备需要，齐齐哈尔总管府派出了总管级的博克(即布枯)率部分男丁长期驻于江东(今齐市城址)，边修驿站边耕种自给，史书里的“布枯耕于此”由此而来。对北上各驿站的后勤供给，均由“索伦总管”博克逐一督促实施。这为伐俄的战争创造了交通条件。

为准备战时所需军粮，康熙二十二年（1683）齐齐哈尔一带派出壮丁500永驻额苏里，就地垦田积粮。

为彻底摸清沙俄占据雅克萨城情况，“达呼尔副头目”倍勒尔协同郎垣等多次前往侦察并前后生擒敌军瓦拉列等7人。

由吉林调赴参战的汉八旗水师和火器营，也经齐齐哈尔屯布特哈总管负责安排，并在梅里斯东岗安置了随来的家眷。至今该屯仍有火器营关姓家眷后裔居住。

雅克萨战争临近时，齐齐哈尔屯布特哈总管府还选调了500名马队勇士补充前线。

康熙二十二年（1683），达斡尔驻边防勇士参加了瑷珲筑城，后又派出千人驻墨尔根河开垦筑城。

在备战阶段，达斡尔人供应肉食牛羊不计其数。在雅克萨战争中，无论兵员或战骑、粮食补充，都是就近取之于达斡尔族，战争中达斡尔人参战人数不下数千，马匹、食粮供应几乎倾其所有。

雅克萨之战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首战告捷，占兵员四分之一的达斡尔战士享受到了驱敌制胜的欢乐。翌年的第二次雅克萨之战，达斡尔勇士奋勇火烧木城，震慑和动摇了困守之敌，负隅顽抗者倒在战刀之下，被俘者则照康熙皇帝不杀生俘令而饶过。雅克萨战的胜利在我国历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在当时也实现了多少年来达斡尔人收复故土的心愿。

回顾达斡尔在清代的260多年，其戍马生活中，前80年是为驱逐外来侵略、保卫家乡、维护祖国边疆浴血奋战的80年。后180年，一方面，达斡尔族兵丁奉清王朝之命参加过镇压国内人民起义，对于这个史实当然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正确对待；另一方面，达斡尔族兵丁在这期间也参加了平息民族动乱进而分割西北、西南国土的战争，也曾付出过血的代价。综观这260多年的历史，我们仍然可以说，达斡尔人为维护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奉献。

二、达斡尔人亲手为家乡修筑起齐齐哈尔城

在齐齐哈尔建城，是当时卫国戍边的需要。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御令中已表明了筑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三城的意图。原齐齐哈尔屯布特哈总管孟格德去世后，其族侄玛布岱继任为齐齐哈尔副都统，也是当时筑城的总主事。

康熙二十八年（1689），科尔沁蒙古的北上巡逻队，在黑龙江发现达呼尔、瓜尔察、锡伯等移民一万两千五百多人，他们依照清廷命令将达呼尔人分遣到伯都讷和齐齐哈尔两地。南下到齐齐哈尔的千余人，投入了建木城的劳动。

达斡尔早在江北就筑有雅克萨等11处大的城堡，所以是有筑城经验的。当时的土木工程量十分繁重，每隔数月便从江西农村轮换一次达斡尔壮丁，他们昼夜不停地轮班作业。据清末老人说，从齐齐哈尔屯高处向江东望去，夜间灯火一片，打夯号子在江西岸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还谈到达斡尔人南迁落脚此地时，齐齐哈尔一带是在一片原始松林包围之中，筑城时发现达斡尔民工砍伐的原木，全用在城的围墙内外，中间再填充上黏土夯实。后来因为木材不足，又命令墨尔根一带的达斡尔人进山伐木，顺江放筏供应需要。木城修竣后又筑外城，掘出的西泡子黏土不够使用，就从大民屯一带挖运过来，由此可以想像筑城工程量之大，劳役负担之重，施工条件之艰难。可以说，齐齐哈尔达斡尔人为守疆卫土，为建设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齐齐哈尔筑城时做出了惠及子孙的贡献。

三、达斡尔人为开发与繁荣齐齐哈尔城乡经济出了力

达斡尔族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基本上属黑龙江将军管辖，只是在日伪统治时期，出于分而治之的目的，将西布特哈和呼伦贝尔划归伪兴安省，此后达斡尔族才有了隶属不一的局面。

黑龙江省管辖下的达斡尔人口一直保持在五万左右，和齐齐哈尔城直接或间接发生往来的主要是龙江(包括富裕、甘南）、东布特哈(讷河、德都)、西布特哈(莫、巴、阿、布四旗)等地聚居的达斡尔族，呼伦贝尔、呼兰、瑷珲诸地者则次之。

齐齐哈尔筑城后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改为砖城的一百八十多年间，城周围的瓜尔察满洲、达斡尔、巴尔虎蒙古（杜尔伯特等三旗蒙古，原隶属科尔沁部蒙古王领导)、锡伯、鄂温克、回等，约有八九万少数民族人口直接与本城有经济来往，他们和木城有息息相关的依存关系。另有五十几个官屯和守站的汉八旗丁，同样是开发和建设木城者，各兄弟民族为它的开发建设都做出了贡献。

（一）木城阶段

城内除有卫戍驻丁和准备轮赴疆场的两三千男丁，另有为数不多的军需和生活服务人员。城中人员总数由8千逐步增至3万。由于不准官员携眷属，城内几乎没有闲散居民，日消费量不大，又加上当时设有官屯专司种粮养马，所以自给程度很高，达斡尔人为城市生活承担的副食等都十分有限。道光以后，八旗官员政纪松驰，生活贪欲膨胀。据传说，曾从西北甘宁一带调来大批回族，大搞饮食和屠宰业。由于肉鱼禽蛋需求的猛增，给达斡尔族的牧猎副业交易提供了机会。

在此阶段，达斡尔人大宗交易日常用品的需要，不是靠木城，而是靠因沁(今音钦)屯“楚勒罕”和后来的“北关集市”。

“楚勒罕”译意为盟会，始于康熙二十年代末，止于乾隆末年，约一百多年历史。“楚勒罕”是每年一次通过向清廷贡献方物表示臣服的盟会，届时还开展民间交易，每次约十五天。届时，附近各族从头领到族众都汇聚这里，也有千里迢迢赶来的北京、盛京、吉林等地商人。蒙古人的骆驼和牛马，乌珠木沁的碱和麝香，布特哈猎民的貂、猞猁、狐、水獭等贵重皮毛，达斡尔人工艺高超的羔皮及贵重毛皮制的皮袄、“查卡米”靴、“海拉米”皮衣、鹿茸、熊掌、人参等药材以及大轱辘车、鞍具、桦皮制品、皮条、山珍干条、麻及麻绳、驯马等等，都是集市上畅销不衰的货物。远地来的汉商的绸缎、花布、首饰、漂亮的鞍镫、中药、砖茶、名酒等更是吸引着北方人。彼此间虽有钱币做媒介，然而大量的都是以物易物，各取所需。

每到这时，达斡尔、蒙古、鄂温克和鄂伦春人的篷子车遍布原野，他们通过集市把一年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购足，用车或牲畜载运回去。

每年一度的“楚勒罕”，交易量相当大，在北国独一无二，也给地方财政带来了收入。应当说，百余年的“楚勒罕”活动，使齐齐哈尔这个军事重镇成了我国北疆辐射力最大、最为繁荣活跃的经济贸易中心，同时带动和促进了黑龙江各族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楚勒罕”由黑龙江将军府主办，由布特哈总管府筹办，后来由于布特哈猎民愈加受到将军府主要官员敲诈勒索，因而发生奇三于承德拦驾上书事件。乾隆皇帝发现就地纳贡存在弊端，于是从乾隆六十年（1795）开始又恢复各地进承德纳贡制度，自此北关集市取代了因沁“楚勒罕”。

北关集市始于乾隆六十年（1795），终于重建齐齐哈尔砖城前的光绪初年。北关集市如同“楚勒罕”一样在每年五月进行，届时献貂至市仍是主要内容。互市期间，数千达斡尔猎农牧民以及蒙古牧民赶来相互交易。这时期由于城内食宿日趋方便，交易额较之楚勒罕毫不逊色，关内商人也进入市场，集市很是活跃。那时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几乎成为互市时的官话。

当时虽然城内人口不多，市场还没有发育形成，但是对达斡尔人的几种物产，其平时需要量还是很大的。如牲畜交易，城周围的达斡尔年平均有淘汰役牛8000至2万头供应城内军需和饮食行业。清官方还以廉价和逐户摊派方式收购大宗马牛羊，转手去盛京、吉林、伯都讷等地交换军需物资。达斡尔、鄂温克、蒙古人驯育出的“走马”，每匹都值5匹普通马的价钱，也是当时常年有市场的俏货。可以说，当时木城的媒介作用也使几个少数民族的牧业繁荣发展起来。再如城内官民住宅兴建日渐增多，每年所需合300排元木，2000多立方米，也是由达斡尔人从山上伐下，然后顺嫩江筏运到城西浏园一带，那里甚至形成了看守木场的小村落，达语称它为“毛底朋子”。再一种城内常年需要的是木炭。山区的鄂温克人、达斡尔人夏季入山烧炭，入冬进城交易，每年城里需要不下万车，往返运送的大轱辘车队络绎不绝，所以道光年间达斡尔人也沿途开了许多大车店。

达斡尔人在当时还被分派许多军需品的加工服务任务。如鞍具、弓箭及护手、靴鞋、帽子、盔甲内衣等。城内建筑木工、画工也常是达斡尔人，工费收入比较可观。

（二）砖城阶段

木城毁于嘉庆年的一次大火之后，至光绪十三年（1881）修筑了砖城。城内北关开辟为官眷住宅区，城内人口增至七八万。随之从各地来了大批经营服务业、商业或作坊的人员，因此城内开始形成商业服务体系。砖城有相当规模的消费要求，使达斡尔人传统的牲畜、木材、木炭、皮张物产更有了市场，农、副、渔产品也陆续供应城市。达斡尔人“靠城吃城”，发展了自己的各业生产，同时服务于城市，有相互依存，各得发展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清末时官员肆无忌惮的勒索盘剥（逼迫给省内官员献方物，如飞禽、鳌花鱼、鲫鱼、上等稷子米、伊拉哈庹烟、猞猁皮筒、活羊、皮装、绣品等等)，达斡尔人的收益也被劫去很多，甚至彼此抵消。清末的连年战败赔款，使地方财政趋于枯竭，达斡尔壮丁及家庭的三两年银也终止付给，壮丁分得的田亩日趋减少，也使达斡尔人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三）招垦设治以后的阶段

解除东北的封禁后，齐齐哈尔城人口一跃达到十七八万，有50万外来流动人员涌进齐齐哈尔一带。城乡商品流通活跃，商业市场得到发展。

由于招垦开荒，原有大量的草原牧场被开发，达斡尔人的畜牧业受到影响，转而开始向小规模农业经营过渡，少量的民族新兴地主阶级出现，一批农牧民破产后成为贫雇农。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发生变化。汉族的先进农具和技术推动了达斡尔族农业，有了较多的商品粮。百余户地主每户每年能向城市提供40~400石粮食，虽然只占城市需要的5%，但也是过去从没有过的。

这一时期，虽然城市用畜量增大，但达斡尔人的牲畜没有增长，只能维持年出售五至八千头左右，所缺部分则由官员以职权廉价套购呼伦贝尔畜群倒手盈利。

城里的制材业也有了发展。但是达斡尔人因为伐木日趋艰难，每年也只能向城市提供至多五千立方米。

这一时期，达斡尔人的日常所需也开始依靠城市供应，城内商人也常走屯串户出售或赊销各种商品，他们很多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达斡尔语。

到了日伪统治时期，由于日伪的残酷掠夺，加之封山和统购，使达斡尔人的林副牧农各业萧条，生计贫困，与齐齐哈尔城几乎割断了经济往来。

四、在党的领导下，达斡尔人曾经为家乡和东北的解放贡献了力量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平等、办集体农庄等消息，就常从呼伦贝尔方面传过来，在广大贫苦的民族群众的心里，唤起了向往。因此，早在1924年，就陆续有人参加苏蒙红军的秘密情报工作，龙江、讷河就有5人。日伪统治时，讷河、莫力达瓦旗就有9人为东北抗日联军九支队和三支队做地下交通和向导。民国时期发生了1917年的少郎代夫起义，1931年的莫力达瓦山起义，1936年的凌升事件，1945年8月的伪兴安军校和伪第十军管区全体官兵的哗变，都反映了达斡尔族对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1945年东北光复后，达斡尔人民看到的是国民党利用日伪残渣余孽到处搞维持会，处处排挤少数民族。他们搞保安军、光复军、促进军，民族村屯遭受了无情的蹂躏。在本民族知识分子中，看到国民党决定设兴安省，根本没有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的意思，极大地坚定了依靠中国共产党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的决心。

当年10月下旬，嫩江省人民政府设立蒙政厅，所有主要成员都为达斡尔人，标志本民族明确接受了党的领导。与此同时，在嫩江军区支援下，在达斡尔居住区普遍组建了蒙古自卫大队，从此开始了建立和保卫人民政权的军事斗争。

1945年底的甘南军事会议后，东蒙古自卫军纳文军区二、五、八旅在蒙汉联军前线指挥部领导下，开始了对国民党光复军的围剿战斗。1946年4月昂昂溪军事会议后，鄂秀峰的蒙军二旅和鄂嫩日图的蒙军五旅配合民主联军开始了围困和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从此齐齐哈尔城永远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7年5月，齐齐哈尔地区的原内蒙古自治军骑五师四十二团达斡尔族健儿开赴东北前线，在新民、大虎山、彰武、法库等地立下战功，为解放东北贡献了一份力量。

五、齐齐哈尔达斡尔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进步和幸福

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达斡尔人从他们寻求民族解放的经历中深深感到，“民族平等”不可能靠自己单枪匹马拼搏得到。

1952年8月，在中共嫩江省委关怀下，成立了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1955年国家正式确认达斡尔人的民族成分。其后相继成立1个民族自治旗及11个民族乡。达斡尔民族充分拥有和享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这个民族里，已经有历届全国党代会代表4名，全国人大代表10名，全国政协委员4名，省级人大和政协常委7名。解放初期，党为达斡尔族培养了300余名军政干部，目前已有副省(军)级干部3名，地盟级干部43名，副师级干部16名。

解放后，约8000户达斡尔农民，在土改时分得了约24000公顷耕地，12000头耕畜。时至今日，已逐步实现了半机械化耕作，基本上达到了温饱以上生活水平。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本民族也涌现一批商人和服务、种养殖从业人员，其中也不乏年收入超10万元的富裕户。

党和国家在财政和政策上，几十年如一日地给了达斡尔族以扶持，尤其是科技扶农已日趋显示威力，达斡尔族居住区的经济腾飞指日可待。

由于党和国家对民族教育事业的关怀，现在民族村基本上都有民族小学，民族乡基本上都有初中班，另有达斡尔族中学1所，民族联合中学3所，农村儿童入学率高达95％以上，每年有80名左右高中毕业生升入大专院校，农村中的文盲率已由过去的8成下降为3成。目前，本民族中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已不下百人。短短的40多年里，一个人口12万左右的小民族，按人口平均的受教育比重已经相当可观。从而也确信达斡尔人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能更好地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卜林，原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此文成稿于1991年。本文成文较早，许多新史料尚未发现，难免有误。如引用，请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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