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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外商在其本国的人脉,吸引更多外商漂洋过海来做生意,以此提高官方的关税以及其他经由外贸获得的收入——这样的做法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智慧?如果我告诉你,近千年前的广州城,就很流行这么做,你是不是会更惊讶?其实,作为一个开放传统绵延千年的城市,古时广州让你我惊讶的地方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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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胡人俑,可以让我们对当年的外商形象略知一二。

■外商聚坊,“逾制”建高楼

所谓“长”,顾名思义,就是“坊之长”,即管理坊的首领。“商”是唐宋年间对外商的统称,法律上称为“化外人”,就是还未受到儒家伦理教化的人。“坊”二字翻译过来,就是外商集中居住的区域。

其中,“坊”这个字大有讲究,唐代的广州城,与京都长安和其他大城市一样,实行的是“里坊制”,居民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居民区被分为一个个“坊”,每个“坊”四面都砌有高高的坊墙,天一黑,就关上坊门,实行“宵禁”,谁要敢不经过批准擅自出街,被“治安员”(当时称武侯)逮住,打得鼻青脸肿,只能自认倒霉。

到了晚唐年间,“里坊制”名存实亡,到了宋代,“里坊制”与宵禁一并废除,还出现了热闹的临街夜市,大家再也不用忍受出门吃个夜宵就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苦楚了。

不过,里坊制虽然取消了,但以“某某坊”为居民区命名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一直到今天。不信,你到老城区走一走,“永庆坊”“状元坊”“如意坊”“紫贵坊”……其历史渊源都由此而来,我们挂在嘴边的“街坊”二字,其来历可追溯到唐代,不起眼的日常用语里,就藏着这么多学问。

宋代广州的坊,离当时的珠江边不远,其范围大概东起今朝天路,西至今人民路,南达今惠福西路,北抵今中山六路。如果我们穿越回当年,问一问住在附近的本地人的印象,他们的第一个答案很可能是“味道不一样”。来广州的外商做得最多的就是香料生意,他们自己也吃香料,用香料,甚至下棋都以象牙粒、犀角粒和檀香块作棋子,所以整个“社区”一天到晚弥漫着浓浓的香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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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圣寺与光塔是古代阿拉伯人来广州经商的重要遗址,是盛极一时的“坊”所在地。(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廖雪明 摄)

当年本地人关于坊的第二个印象,大概是“有钱”。用岳飞的孙子——岳柯在其广州见闻录里的话来说,外商的居室大多“宏丽奇伟”,室内处处“珠玑香贝”,真是“富甲一时”。

要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最讲究等级之分,在居室建筑上,平民和低级官吏的堂屋不能超过三间,高级官员的不能超过五间,还有椽子的数量、屋顶的色彩、楼房的高度……统统都有讲究,谁也不能“逾制”,否则就要受重罚。不过,“坊”内,“逾制”的外商宅院还真不少,一来,他们是“化外人”,不懂规矩也情有可原,二来,地方官有“招商引资”的任务,收到的关税以及进贡的“舶来物品”的数量,直接影响升迁,管得太严,外商就跑到别的地方做生意去了,得不偿失。

宋代尤其是南宋年间,泉州港正在崛起,与广州港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宋代的情况与唐代不同,唐皇对外商友好,主要是为了显示大唐“怀柔夷狄”的胸怀;对宋室而言,经由外贸所得的“市舶之利”是一大收入来源,谁“招商引资”的工作做得好,谁就能得到朝廷的青睐。故此,对诸多外商“逾制”建高楼的行为,地方官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们规规矩矩做生意,为广州港的收入作贡献,其他事都好说。

■要想当长,先得看人脉

问题来了,这么大一个坊,住着一群对本地语言、习俗与法律半懂不懂的外商,平常怎么管理呢?说起来,大宋朝廷处理得还是挺有智慧的——实行有限的外商自治管理。

坊的管理者呼作长,由坊内众外商向地方官推举,如果某个外商觉得自己够格,也可以毛遂自荐,地方官斟酌确定后,再宣布任命。担任长的外商与地方官打交道时,必须“巾袍屐笏,一如华人”,以示对朝廷礼仪的尊敬。当然,长在坊里怎么穿着,怎么生活,地方官就不会多事去管了。这样,既让外商群体“自己人管自己人”,省了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带来的大量误解和麻烦,同时又保有地方官的权威,确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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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画中手里拿着象牙的外国使节仆从。

不管是众外商推举,还是某个外商毛遂自荐,官方斟酌选任的时候,都有些标准,古籍里的记载拉拉杂杂,总结一下,主要就是两条,第一,候选人自己生意要做得大;第二,还得擅长招商引资。

据文献记载,宋代熙宁年间,长住广州的外商辛押陀罗,做了几十年外贸生意,挣下了“数百万缗”财产,他毛遂自荐,称“愿自比内臣”,果然被任命为长,朝廷还加封他为“归德大将军”,以奖励他作出的贡献。在这里插一句,“一缗”即是一贯铜钱(一千文),“数百万缗”也即几百万串铜钱,南宋年间,整个朝廷经由外贸而获得的年收入最高达到300多万缗,这两个数字一对比,辛押陀罗的生意做得有多大,可想而知,从他被加封“大将军”的官衔,也可见朝廷对海外贸易的看重。

担任长后,辛押陀罗多次利用自己的人脉,向本国海商发出邀请,叫大家一起到广州发财。要知道,“招商引资”是长的分内事,干得不好,会不会被炒鱿鱼,鉴于查阅史料的能力有限,我不敢乱说,但肯定会招来地方官责备的眼光。像辛押陀罗那样热情招商引资的长还有不少,宋代另一个海外贸易巨头莆希密,就是收到了长的“寄书招谕”,才来华进行朝贡贸易的。莆氏在古代外贸史上的故事,有很多学者专门写书讲述,其传奇地位,咱们以后有空再说。可见,大宋官方推行“外商招揽外商”,招商成功,地方官与外商一起“升迁”(外商加封的多是闲职,但地位很高)的做法,确有过人之处。

■设立国际学校,解决子女入学问题

除了自己生意做得大,擅长“招商引资”,长要想干得好,还得热心公益。当然,说是公益,其实跟诸多外商的利益息息相关。宋朝鼓励海外贸易的做法,使聚集广州的外商也越来越多,有人拖家带口而来,有人则在本地娶妻生子,下一代的教育就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一方面,他们热切渴慕学习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孩子们不要忘了其故土乡音。

宋神宗熙宁年间,广州第一家专门招收外商子弟的国际学校(当时称为“学”)正式“开张”。“学”就设在广府学宫内,既教授中华文化,也有以诸外商本国语言开设的课程,算得上是最早的双语教学。这所国际学校能够建成,固然得力于当时的广州知州程师孟“大修学校”,但长辛押陀罗也出了不少力。据史料记载,他闻风而动,先捐资建成课室与宿舍,接着又捐赠田产,使学校可以依赖田租收入稳定运营,真是撒出去了不少真金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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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的外国商贾。

解决了令诸外商挠头的“孩子上学问题”,辛押陀罗在诸外商中的威信自然会更高,威信高了,也有助于履行他身为长的日常管理职责。按照官方的规定,在坊内居住的外商,若有违反犯罪行为,依大宋法律,该判处“徒”或“徒”以上刑罚(注:宋代的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种,俗称五刑)的,就要交由地方官处理;若是“徒”以下的刑罚,长有权按其本国法律处罚。

身为长,谁也不想动不动就把一个“犯罪分子”送到官府治罪,影响坊的形象不说,还可能招来官方对外商群体的不信任,那损失就大了。维持坊的秩序,确保大家遵守朝廷的法度,是长的分内事。威信越高,这事干起来越有把握,故而史籍中记录了多个长热心公益的故事。这些近千年前的外贸往事,我们若仔细探究,的确能得到不少启迪。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月华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玮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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