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栖
披阅古籍，常见《官箴》《牧鉴》《臣轨》之类的从政格言，虽说其中不乏“忠君”“愚民”的封建糟粕，但它瑕瑜共存，那些要求官吏廉洁执政、奉公去私、循理守法、体恤民众以及处理同僚关系的经验之谈，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为官须‘直’”即为其一。
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史鱼以“直”闻名遐迩，曾受到孔子的盛赞：“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国家政治清明抑或黑暗，史鱼都是像箭一样“直”，不投机、不曲阿、不钻营。
为官须“直”，首先要为人正直。人们常说：“做好官先得做好人；好人未必都能做官，但好官必须是好人。”清代乾隆年间的钱南园，曾官居江南道御史、通政司副使，因为人耿介，《清史稿》赞扬他“以直声震天下”。钱南园的为人正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上司从不媚悦，“以曲逢为耻”；二是对民众从不施淫，他认识到“若动逞意气，故作威棱，此怨府也”，会受到民众的侧目和反对。他与封建官场上那些“对上像狗，对下像虎”的官僚相比，显得正派多了。
说话率直，也是“为官须‘直’”的重要方面。在权势相倾、利禄熏心的封建官场，官吏说话颇讲究“艺术”：什么朝代说什么话，从不说当朝执政者的坏话；看上司的脸色说话，从不说心里的真话；粉饰太平，歌舞升平，光说一些空话、套话、假话。秉公直言，实话直说者如魏征那样的“直言者”委实是凤毛麟角。
为官须“直”体现在办事方面，则是去私奉公。说起封建社会的官吏办事公道者，自然会使人怀念起包拯。替天行道，为民请命，使包拯赢得了“包青天”之美誉。难能可贵的是，包拯不畏权贵、直谏弹劾，令其“直”声为世人所敬仰。如宋仁宗因宠爱张修媛，便推恩提拔她的伯父张尧佐，把他从职方员外郎擢升为提点开封府诸县镇公事；随着将张修媛册立为贵妃，再升张尧佐为掌管全国财政的三司使；到了皇祐二年，又授张尧佐以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和同群牧制置使，一天之内，骤升四使，前所未有，轰动朝野。包拯上奏《弹张尧佐》，一方面斥责张“比缘恩泽，不次超擢”；另一方面，敦促皇帝“思己前之失，为杜渐之制”，降诏“申敕中书门下”，要求收回成命，“罢一切内除曲恩”。慑于巨大舆论压力，宋仁宗不得已罢免张尧佐的宣徽、景灵二使，令其出镇河阳。包拯的直谏廷诤有力冲击了一回吏治浑浊的裙带风！关于包拯，后人稔熟、崇敬、赞誉的不正是其“直”吗？立身制行，本诸一心。
为官须“直”，还应有宽容的一面，“不至害政，宜为包容”。（元·张养浩《牧民忠告》）宋人张齐贤在太宗、真宗两朝为相，他有一首《自警诗》，其中有两句富有哲理：“无私乃克己，直道更和光。”“和”者，宽容也。为官正直和宽容是相辅相成的，“直须和辅助，和赖直交相”“能和又能直，行己自芳香”。当然，这种为政的境界在那个时代是难以达到的。
封建社会在我国早已寿终正寝。然而，“为官须‘直’”的官箴并没有过时，它仍然像一面镜子，照出那些媚上、媚势、媚富者的丑恶嘴脸；照出那些为一己私利不敢坚持原则、恪守真理，不敢在压力下讲真话者的虚伪嘴脸；照出那些患得患失、锱铢必较者的卑劣嘴脸，让大家想一想“直”者的可贵可歌。其实，共产党人所代表的利益和从政的宗旨，以及时代所赋予的现代政治文明特质，远非包拯、张齐贤等封建社会官场“直”者可比拟。因此，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理应是“为官须‘直’”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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