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淮南子》记载了一个后羿擒杀六大怪兽的故事：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
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
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六大怪兽中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或许就是猰貐（yà yǔ），时至今日，甚至连名字都没几个人能够识读，就算想望文生义都只能一脸茫然。
寻诸典册会发现，怪兽之名确可坐实并世代相传，如西汉扬雄《长杨赋》有云：“昔有强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之”，封豕、窫窳甚至都被用为动词，无道强秦之贪婪残暴简直令人咬牙切齿。
窫窳，即猰貐，是猰貐二字的异写，音义皆同。
一
猰貐、窫窳，同名异写。两种写法，也就意味着两种态度。
在《淮南子》中，猰貐是被羿所杀，而羿则是奉帝尧之命行事——“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显然，这就是战争与征服的逻辑，羿是胜利者，猰貐被杀是尧和羿的战绩和军功。
窫窳之名则见于《山海经》，虽然也被杀了，但杀窫窳的并不是羿而是贰负和危。
窫窳被贰负和危所杀，其命运与猰貐被尧和羿所杀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对尧和羿来说，猰貐被杀堪称荣耀，而且追杀令本身就是尧发出的，但是，窫窳被贰负和危所杀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在他俩之上的帝根本没有下达这样的指令，在窫窳被杀之后，这个帝还出来主持公道对贰负和危施以惩罚，窫窳被杀显然是违背帝意的。
《山海经·海内西经》：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在开题西北。
同是被杀，但逞凶者一个凯旋而归，一个罪责难逃，截然不同的两种叙事，也许透露的正是不同族群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二
猰貐被传为怪兽，究竟是何形象呢？
《尔雅·释兽第十八》：“猰貐，类貙，虎爪，食人，迅走。”
貙又是啥？东汉许慎《说文》：“貙獌，似貍者。”
貍又是啥？明张自烈《正字通》：“貍，野貓也。”
从这些解释来看，猰貐是一种外形像虎豹之类的猫科动物。
同样是辞书，还有解释猰为狗的，如南朝梁《玉篇》“杂犬也”，北宋《集韵》“犬也”，北宋《广韵》“杂犬”。
猫也好狗也罢，辞书里的记载还比较正常，再来看《山海经》。
《山海经·海内南经》：“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状如龙首，食人。”
《山海经·海内经》：有窫窳，龙首，是食人。有青兽，人面，名是曰猩猩。
《山海经·海内西经》：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前两则说猰貐的特征是龙首，生活在水中，食人，后一则又说是蛇身人面，这与伏羲女娲的经典形象如出一辙。
《山海经·北山经》：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无草木，多青碧。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婴兒，是食人。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其中多䰽䰽之鱼。食之杀人。
同样是《山海经》，这里又说猰貐外形如牛，赤身、人面、马足。
综上所引，猰貐的外形殊难定论，或猫或狗或牛或人面或蛇身，所谓龙首就更难想象，以我们现在所定义的史前考古中以龙为名的出土物品来看，有陕西半坡文化的鱼形龙（公元前5000年左右），有河南濮阳如鳄鱼形的蚌塑龙（公元前4500年左右），东北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C形龙玉器则有说像猪首有说像马首亦或如熊首（公元前3500年左右），山西陶寺遗址的蟠龙纹则无可争议地明显是蛇的造型（公元前2500年左右），正所谓鱼龙混杂、龙蛇不分，《山海经》里的猰貐龙首——史前的龙首到底以哪个为准委实难说得很，甚至不同时期的先民们对我们现在称其为龙的那些形象是否以龙为名恐怕也只能是各说各话。
三
见载于史籍的猰貐形象多变而模糊，我们不妨回到名字本身。
所谓人如其名，名字往往反映出起名者的学识和趣味，也承载着起名者对未来的希冀和想象。所以，从猰貐这个名字入手，或许能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更多的提示。
猰貐、窫窳，去掉表示动物的偏旁犭和豸、表示穴居的穴字头，两种写法中，猰和窫的主体都是契，貐和窳则分别是俞和瓜，契、俞、瓜。
为什么用这三个字命名？
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契，初文作“㓞”，意为以刀刻纹，后来添加“大”成“契”或添加“木”成“栔”，契栔二字通用无别。
契本义为雕琢刻划，如东汉刘熙《释名·释书契》解释得很清楚：“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诗经》“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这里的契就是“契灼其龟而卜之”。
再如刻舟求剑，实即契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
后来契引申出契约、书契等含义，表示刻划的契的本义就移到了锲，所谓“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如前文所述，所谓怪兽凿齿其实是一种习俗和身体特征，因其不同寻常的特异性而成为具有这种习俗和特征的群体的代称。那么，有没有以契（刻划）为特征或特色的族群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四
“契灼其龟”是在龟甲上凿刻，如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
栔在㓞的基础上添加木字说明是在竹木材质上刻划，如春秋秦汉之际常见的竹简木牍。
那么，如果直接在人的身体上刻划呢？
没错，这不就是文身嘛，《水浒传》里的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浪子燕青就都是满身刺青的形象。
作为一种源远流长非常古老的技艺，文身确实曾是某些族群的传统，这就是以“断发文身”为特征的百越。
百越分布范围的地理跨度很大，如《汉书·地理志》所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也就是从江浙一带沿海南下，过福建、台湾、广东、港澳、海南、广西直到越南，长达数千里的海岸地带即是百越之乡，毗临的安徽、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广大地区自然也在交流和迁徙中少不了百越人的身影。
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自江以南则曰越”，即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都是历史上百越族群的活动范围。
现代考古告诉我们，百越之地史前文化星罗棋布，比之中原毫不逊色，尤其是江浙一带，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到6000年前的马家浜、崧泽再到5000年前的良渚，称其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可谓名副其实。
所谓百越，实为统称。东汉高诱说“越有百种”，即便不是实数，恐怕也有数十种之多。据民国学者罗香林的考证，至少有于越、瓯越、闽越、扬越、滇越、骆越等十七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生业环境造就了百越地区明显区别于长江以北地区的习俗与文化，另一方面，分布地域如此广阔的百越族群内部其实也必然是各具特色而不可能混同如一，但是，有比较才有大同或小异，在北方人看来，奇装异服的百越民族互相之间风格迥异却又大多有着一个典型的共同特征，即“断发文身”之说，从江浙吴越到交趾越南，千里海岸，莫不如此。
如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就是文身一族，《墨子·公孟篇》有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
岭南地区也是，如《淮南子·原道训》有载：“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劗发文身，以象鳞虫。”
再如《史记正义》引《舆地志》载：“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
孤悬于外的海南岛同样如此，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苏东坡被贬到天涯海角，对文画其身的当地老乡就印象深刻，有诗为证：“久安澹耳陋，日与雕题亲。”雕题就是文身之族。
时至今日，高山、德昂、黎、壮、独龙、傣、布朗、基诺等诸多民族仍然有文身的传统。这种习俗千年传承，其生命力可谓顽强，而这种千年不易的传统，就浸润在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人们的共识乃至审美取向，如明代钱古训所撰《百夷传》就有记载：“不黥足者，则众皆嗤之，曰妇人也，非百夷种类也。”这样的氛围下，文身之俗能够千年相传一点也不意外。
在这些热衷于文身的百越诸族中，有一个尤为特别的存在。
所谓文身，前胸到后背、腹臀及四肢都可以让人尽情发挥创意，不过，以头面部为重点区域显然不会是多数人的选择，但有这样一个部族恰恰最喜欢的就是在脸上施以文身，这就是见载史籍的“雕题”。
《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如《礼记》所载，东夷有文身之俗，南蛮有雕题之好。
何谓文身雕题？
东汉郑玄注：“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湼之。”
唐孔颖达疏：“雕谓刻也，题谓额也，谓以丹青雕刻其额。”
显然，雕题是文身中尤为特别的一种。
屈原在《楚辞·招魂》中也说到雕题：“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
招魂可以是为濒死或病重之人所做的巫术疗法，也可以是引导亡魂回归故里的丧葬仪式，《楚辞·招魂》更像是后者，其所招之魂可能是客死异乡的楚怀王。
如何才能让游荡在外的亡魂不要乱跑呢？招魂辞的策略其实很简单粗暴——除了故乡，东南西北哪哪都不能去啊。
比如南方，那里的人脸是花的，牙是黑的，拿人肉当祭品，连骨头都会被磨碎化为齑粉，化外之地，凶险无比，贸然前往，万万不可啊。
注意，屈原说的“得人肉以祀”，不正与《山海经》里窫窳食人之说如出一辙吗？
五
再来看窫窳中的“瓜”。
瓜乃象形，金文如藤蔓上的果实，本义即瓜果，又特指葫芦科的果实。
所谓葫芦，实为内涵模糊的统称，包括了外形各异的很多品种。古代有瓠（hù）、匏（páo）、壶、壶卢、蒲卢等各种称呼，称呼不同，形状不一。
如北宋陆佃《埤雅》：“长而唐上日瓠，短颈大腹曰匏”、“似匏而圆曰壶”。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则记载了七种不同的葫芦：悬瓠、蒲卢、茶酒瓠、药壶卢、约腹壶、长瓠、苦壶卢。
葫芦本是普通植物，但在神话传说中有着非比寻常的地位。
如多见于苗、瑶、侗、仫佬、傈傈、毛南等壮侗和苗瑶语系少数民族的大洪水后重生的传说，讲的是兄妹躲藏在葫芦中得以逃生然后配婚生子，也就是在中国境内有广泛分布的伏羲女娲故事，闻一多《伏羲考》就认为伏羲女娲的原型即来自葫芦。
考古发现证明，早在7000年前的浙江地区，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先民们就已经种植和食用葫芦。
无巧不成书，从盛传葫芦传说的西南地区到发现最早人工种植葫芦的江浙一带，正是百越民族的栖息地。
六
猰和窫，都有“契”，本义为雕刻，江南百越恰好有文身之俗，更有专在额面部施以刺青的“雕题”。
窳，其中的“瓜”指的是葫芦，葫芦的种植和丰富传说恰好也在百越之地。
能说这只是巧合吗？恐怕很难。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怪兽猰貐/窫窳，所指向的其实就是分布在长江以南的百越民族。
如此一来，猰貐的貐也就豁然可解了。
俞，甲金文都有，但字形所象及其本义都尚无定论，在数种用法中，有一种即通为“隅”，如金文不其︰“朔方玁允（狁）广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西俞若为国名，当然不应该说“广伐西俞”，既是广伐，所伐者自然是多个方国，所以，西俞实即西隅，指的是西部、西方。
猰字从契，指的是在身体乃至额面部刺刻图案的以文身为特征的部族。
貐字从俞，俞读为隅，指地域较广的一个地区。
所以，猰貐之名，指的就是以“断发文身”为显著特征的百越地区。
窫窳，则同时包含了文身之俗与盛行葫芦文化的两大特征，所指向的也同样是长江以南的百越地区。
至于猰貐的偏旁为犭、豸，就像有凿齿之俗的僚人被称为獠一样，多半是有着文化优越感并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对所谓边远蛮荒之地有意无意的蔑称。
相对而言，窫窳二字均从穴，无论是上古时代穴居野处的原始记忆还是死葬墓穴对生命归宿的安排，洞穴也好，墓穴也罢，都无非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比之狗豸之类明显的情感好恶，显然要更为中性。
如果猰貐是尧羿他们的叫法，那么，窫窳更有可能是百越族群的自称。
正因如此，尧和羿杀猰貐等六大怪兽以后“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俨然是一桩名垂千古的功名；而贰负与危杀了窫窳之后，帝的反应则是深感挽惜并插手干预施以惩罚。
正因为不同族群对同一事件的情感倾向截然不同，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猰貐和窫窳，虽然字形写法并不一样——貐和窳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两者读音却完全相同。
如果说羿擒杀的凿齿、大风之类更可能是某个具体的部族方国，那么，猰貐则指的是疆域广阔得多的一片地区，因此，这种明显的不同，按理说应该也会在表述方式上有所区别，回到《淮南子》我们会发现，正是如此：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
凿齿在畴华之野，九婴在凶水之上，大风在青丘之泽，修蛇在洞庭，封豨在桑林，这五种怪兽各处一地，唯有猰貐不是，与“下杀猰貐”相对的是“上射十日”，完全不同于另五种怪兽都有地望位置的交待。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猰貐所指的并非某一个部族而是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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