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冬寒岁暮，新年将至。
大明帝国四海升平，空气中悄然弥漫起一种迎春接福的喜悦。
然而，就在这种喜悦中，贵为天下之主的明神宗皇帝却象吞了一只臭苍蝇，又恶心，又恚愤。
这只“臭苍蝇”，其实是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写的一份《酒色财气四箴疏》。
《酒色财气四箴疏》写得相当过分！
原文大致如下：
臣到朝廷任职有一年多，总共却只见过陛下三次。此外，只听说陛下贵体欠安，一切传免，即使是祭祀宗庙也是派遣官员代办，政务不亲自处理，经筵、日讲也已停止了好久。臣知道陛下有病，所以要向陛下分析分析病源和症结。臣听说，嗜酒就会损胃，恋色就会乱性，贪财就会丧志，尚气就会伤肝。陛下每日山珍海味，小酒不断，大酒不停，白天欢饮不够，继以长夜。这就犯了“嗜酒”之忌。陛下宠溺郑贵妃，忠言不纳，良语不听，储位久虚。这就犯了“恋色”之忌。陛下传索帑金，搜刮钱财。逼迫宦官征收矿税，征收到还好，征收不到便咆哮不已。甚至还收受张鲸等人的贿赂。这就犯了“贪财”之忌。陛下今日拷打宫女，明日呵斥太监，很多人罪状未明，立毙杖下。陛下还把怒气撒向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等忠直之臣。这就犯了“尚气”之忌。“酒、色、财、气”四病缠绕身心，不是服用药物能够奏效的。臣如今敢以四箴献上，希望陛下临朝务正，勿贪酒、色、财、气，否则夏桀、商纣、隋炀等人便是榜样。如今陛下春秋鼎盛，尚且长年累月不上朝，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假若陛下肯听臣言，即使立即诛杀臣，臣虽死犹生!
就是这份奏疏，让神宗怒急攻心，偏偏又遇上岁末，不能处置，一腔怒气无处发泄，奏疏在宫中存留了十日，肝火越烧越旺。
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一，首辅申时行等内阁大臣到毓德宫贺元旦、庆新春，神宗这才把雒于仁的四箴疏摔给申时行，气呼呼地说：“朕的病症更加严重了。”
申时行笑吟吟地应对说：“皇上春秋鼎盛，神气充盈，只要加意调摄，也能无药自愈，不必过多忧虑。”
神宗没好气地说：“朕去年心肝二经的火气时常并发，致使头目眩晕，胃隔胀满，但稍经调理，便可以消除。现在，雒于仁这份该死的奏本，肆口妄言，触起朕怒，以致肝火复发，至今未愈。”
申时行仍是笑容可掬地答：“圣上龙体最为重要，无知小臣狂戆轻率，不必太过介意。”
神宗按耐不住，又从申时行手里夺回雒于仁的奏疏，激动地指着上面的字给申时行看，说：“先生请看这里，他这样编排诬蔑朕，说朕酒色财气四样具全，先生为朕评评理。”
申时行放眼去读奏疏上的文字，还未回答，神宗又喷着粗气说：“他说朕好酒。试想天下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是因郑氏勤劳，朕在宫中行走，她必定相随，朝夕间小心勤劳侍奉。而恭妃王氏有长子要照顾，朕也要她小心调护照管，他们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朕何尝有偏心？他说朕贪财，收受了张鲸的贿赂。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家？又说朕尚气。古人说，少时戒色，壮时戒气。朕岂有不知？但人怎么可能没有气？即使像先生家，也有童仆家人，难道他们做了错事也不能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有触犯了法令或及误事的，朕是曾有杖责。但怎么可以把宫中生病死去的说成是杖责死的？先生务必拿这奏本回去详加研究，票拟从重处罚雒于仁！”
申时行听了他最后一句，赶紧把目光从奏本上收回，替雒于仁求情，说：“这等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读奏。”
神宗愤愤道：“他这是想博出位、沽高名！”
申时行借坡下驴，说：“他既是想博出位、沽高名，皇上如若从重处罚了他，正好成就了他的高名，而损害了皇上圣德。只有宽容不较，才彰显圣德之盛。”说完，把雒于仁的奏疏交还到御案前。
神宗一听，愣了愣，自言自语地说：“这也说的是。即使不至于折损了朕的德行，也折损了朕的气度。”
申时行乘机赞叹说：“圣上圣度如天地，还能有什么不能相容的。”
不行，不能受你的忽悠！神宗回过神来，把申时行交还到御案的雒于仁奏疏再塞给申时行，要他全文详加阅读，说：“朕还是气他不过，必须从重处罚！”
申时行稍阅奏疏大意，说：“这份奏本原是轻信讹传，如果要票拟处分，就会传出外界，四方人士反以为实。依臣等愚见，皇上还是留中不发为好。到时，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颂皇上为尧舜之君。”说完，仍把雒于仁的奏疏交还到御案前。
神宗面露不悦之色，说：“先生到底怎么样处罚他？”
申时行摇头说：“这份奏本既不可发出，也没有什么办法处罚他。还望皇上宽宥。臣等传语本寺堂官，让他辞职就可以了。”
神宗神色稍舒，语气也温和了许多，抱怨说：“只因先生是朕亲近之臣。朕所有举动，先生们都知根知底。他凭什么诬蔑朕酒色财气四样具全？”
申时行安慰道：“九重深邃，宫闱秘密。臣等也不能详知。何况雒于仁辈疏远小臣。”
神宗叹息道：“人臣侍奉君主，该知道些规矩。如今朝廷群臣没个尊卑上下，信口胡说。早年的御史党杰，也曾奚落我。我也容忍了。如今雒于仁又这样污辱我。定是因为我不曾惩治党杰，所以雒于仁才敢如此放肆。”
申时行答道：“人臣进言，即使出忠爱之心，也应该从容和婉。臣也是到了事体到不得不言之时方敢陈奏。臣又岂敢不与皇上同心？像雒于仁这等小臣，臣岂敢回护？只是以圣德圣躬为重。”
神宗颔首同意，说：“先生尚知尊卑上下，雒于仁这等小臣却如此跋扈。近来只见群臣议论纷纷，颠倒黑白，以正为邪，以邪为正。这一份奏本所论还未来得及看，又有一份奏本呈上，使朕应接不暇。朕如今在夜里掌灯看字，字迹不清。如何能一一遍览？这样下去，终不成个朝纲！先生作为朕的股肱之臣，也要替朕做个主张。”
申时行赶紧答道：“臣才薄望轻，只会借鉴前人覆辙。所有事体，向上就禀告皇上由皇上独断，向下就交付给外廷由廷臣公开讨论，不敢擅自主张。”
神宗摆手说：“不应该是这样。朕是心脏，先生是四肢。心脏不是四肢，怎么能行走运动？朕既将国事委任给先生，有什么要畏避的？先生还要替朕主张，任劳任怨，不要推诿！”
申时行叩头谢恩，说：“皇上这样优待臣等。臣等岂敢不尽心图报？任劳任怨四字，臣等当作为座右铭，朝夕服膺。”（以上明神宗与申时行等召对纪录译自《神宗实录》卷219）
过了几天，雒于仁称说有病，请求辞职。
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一事就此拉倒。
有意思的是，清高宗乾隆帝也遭到过与明神宗皇帝类似的指责。
康熙、雍正两朝对朝野的文化思想禁锢极严极酷。雍正帝收拾年羹尧那会儿，由于无聊墨客汪景祺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大拍年羹尧的马屁，雍正大为震怒，指责《西征随笔》一书“悖谬狂乱，至于此极！”喝令将汪景祺处斩、枭首示众，其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其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其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汪景祺的头骨悬挂在菜市口风吹雨淋了将近十年。
雍正十三年（1736年），雍正暴毙，25岁的乾隆皇帝继位。
乾隆皇帝一上台，就下令刑部取下汪景祺的头骨，“制竿掩埋”。
乾隆这么做，是在向天下士人释放出这样一个讯号：本朝要刷新前朝弊政，开放言路。
在这种背景下，肃杀的政治风气稍稍舒缓。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初三，云贵总督硕色给乾隆上了一份密奏，称是安顺府提塘官吴士周于六月初八从入滇客商的身上查获一纸抄录传播的密禀。
乾隆展卷一看，里面的内容竟是假托本朝工部尚书孙嘉淦之名来指责朝政的，说当今皇帝有“五不解，十大过”，南巡之举是“失德”之举，劳民伤财，搞得怨声四起。
乾隆气得鼻了都歪了，他用不着跟任何人商量此事的处理方式，立刻传谕步军统领舒赫德及直隶、河间、山东等省督抚严查此事。
很快，舒赫德等人就把大清帝国查了个底朝天。案件波及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地区，可谓鸡犬不宁。被无辜牵涉查拿下狱的人犯高达两千多人，其中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
一年又七个月后，被乾隆钦定为“主犯”卢鲁生惨遭凌迟处死，另外被钦定为“从犯”的刘时达等人俱定秋后斩决，亲属照律缘坐。
最让人唏嘘不尽的是，被冒名的孙嘉淦竟然被活活吓死。
明神宗和乾隆帝对这类事情的处理方式不同，导致他们在历史上得到的评价也不同。
正如明神宗自己说的，因为他对“雒于仁式”的诬蔑和污辱处理不够严酷，后来象雒于仁这样“博出位、沽高名”的官员就层出不穷，这些官员络绎不绝上书，对神宗进行肆意漫骂，把神宗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
俗话说，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明神宗于是就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昏庸之君。
而清高宗乾隆下得了狠手，杀人不眨眼，自“孙嘉淦伪稿案”之后，没有谁再敢妄议一句朝政，充斥朝野的都是“圣明天子”阿谀颂扬之声。乾隆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圣明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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