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举办的《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见到令人尊敬的王水照先生，那样一如既往的温厚谦和与思维敏捷，签名时还对我说他读过我写的两篇论钱学的论文，还问我：“我的观点与你的一样不一样？”我回答：“不只是很重要的观点，我还从您这本新书中得到原先不知道的重要信息。”
今天想来，由王水照先生这样一位温雅而精审的江南学人，由北而南，传承江南巨子钱默存先生的学问人生，不但是复旦之幸，江南之幸，也真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因缘和合的一件大事。钱先生的学问生命，先由是支离漂泊南北西东，终而由水照先生，又由北而南，光大钱学，冥冥中似有天意。自古以来，江南文人士子，有两种回应时代的方式，一是刚健的抵抗，直到牺牲生命；一是隐忍而用力，做自己的事情，做到极致，便成为自己的人生主宰。钱先生是后一种。新书发布会上发放的那一张文学所地图，教我们想象钱先生如何在北方中国，那十几平方米的斗室里，冬去春来，神游冥想，与古人心契神交，完成《管锥编》这部大书；而水照先生每天经过钱先生的门口去食堂吃饭，想象紧闭的房门内锺书的身影，也是一番神交心契，他们之间亲近的因缘，谁说不是江南文人之间古老遥远的神交心契？！
从1979年购入《管锥编》，忽忽四十一年，这部大书已成为我案头常读常新的必备书之一。从1998年招博士生以来，一直到现在每年都要讲一个学期。但《管锥篇》如高山大海，仰之弥高，挹之不尽。钱先生说伟大人物是不需要赞美的。我这里试从大的方面来说先生的意义。五四以来，新文化有一项新创造，即将文学研究变成学院派的制度。研究者变成公司职员，以此谋生，更大规模发行课题，成为课题式的学术。将来写中国学术史一定会将这个时期的学术特色，凸显为大规模的课题生产期。这个来源于五四新文化引进的职业化体制化时代趋势，有很高的成就，但弊病也是明显的，文学学术完全变为一种纯粹客观化、社会科学化的模式化生产，与研究者自身的个性情怀生命经历，了不相干，中文学术变得如此枯干无味。而我们看钱先生的世界里，竟是如此机趣灿然，活色生香！水照先生“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这个书名大有文章。钱先生是化学术为人生，化学术为性情，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化而为自家的血肉，一座亘古美丽的意园神楼，一场自始至终的灵魂冒险。这个肯定与课题式的学术不合辙。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西学非常好，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位西学大专家、翻译大家，然而却义无反顾地钟情于中国旧学。基本上不见他讨论现代中国作家（包括鲁迅在内他也从来没有认真涉及），也基本上不涉及五四文化的命题，如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新人，理性与非理性，文学与国家，传统与反传统等，一生所涉及的西学，也最终结穴为中国学问的大因缘。所以，如果说五四要给中国一个新的文化，而钱先生是生长于五四新文化，却又剔骨还父，认祖归宗，逆了五四；如果有一个后五四的中国古典学时代，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后五四学术范式的开山人物。
钱先生所启示的后五四时代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范式，还有如下几项特征：
一、尊传统、守文脉。以西学为参照，而不以西学为标准。回归中国文化自信。这虽然也是套话，但我这里所说的华夏“文脉”，是文章、文学、文人、文本，四美集于一身。钱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文本”是一部部中国经典，一条条原典文献。“文人”是钱先生特有的性情智慧与风神意态。 “文学”是钱氏贯穿一生所守的生命主线。“文章”是《管维编》这部钱先生精心结撰、宝光内蕴、海涵地负的大书、奇书（有人认为钱先生所做的学术笔记只是为自己写，不是为了发表的，——噫！不读《管锥编》之过也，辜负了钱先生的好一番苦心）。
二、用语文学做文论。尊语文，以张扬文学的虚构权力。五四以还，中国文学学术有两大系统，一是文艺美学的系统，注重文学及作品的情感方式、心理结构，朱光潜、李泽厚等，蔚成大国，至今影响深巨。二是文化政治学的系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国家与人民、社会历史批评等，成果斐然。钱先生是此两大系统之外的另一个系统，即语文学的系统。回到文本，即语文与文学本身，更回到中国语文特色，反对欧化语文（其实是瞧不起新文学只讲白话）。文字与语言，是华夏文化的根脉，这一点对重新认识与发现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建设性意义。
三、地方性知识、具体的文本批评与宏大叙事、元批评的结合。在新发现的钱氏牛津藏书中，比莱尔讨论马修·阿诺德的一段文字旁边，钱先生批注：“从你选择的诗作看来，你没有任何精致的诗歌品味。”后者，正是钱先生所独擅的长处。然而如果只认定钱先生专注于细小具体精致的批评，又是一大误解。钱先生曾讽刺那些只专注于文学作品中的字词的学者，“不禁想到格列佛（Gulliver）在大人国瞻仰皇后的玉胸，只见汗毛孔，不见皮肤的故事”（《写在人生边上·释文盲》）。精致的诗歌品味是“多”，而元批评与大判断是“一”，一与多的结合才是钱学的真本领。看诗文只见一个个的字，正如看人只见一个个的汗毛孔。这是钱先生讥讽的“苍蝇的宇宙观”。钱先生不是没有大判断，如“东西文化心同理同”，“雅俗文化可相通”，“文史哲宗可以互为驿骑”，“文哲相同相异”（认真理为复杂的多重的），“唐宋诗之分”（反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诗可以怨”，“文之二柄”（文学价值的二元性。任何一种意象象征都有相反），“一字之可背出分训、同时分训亦可并时合训”，等等，“以管窥天，以锥指地”，虽然很小很具体，但所窥指的对象是“天地”，又暗含一个俯仰天地的大格局在里面。现在学界流行的趋势是，越来越回到地方性知识，文学理论与学术思想，被弃为已陈之刍狗与无味之鸡肋。
四、照着讲、接着讲与“睽着讲”。五四没有照着讲，只讲创新。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传承旧学，薪火相传，正是华夏文明大业。先要传承，照着讲、接着讲，才谈得上创新。五四一辈对传统还有所了解，如果新一代听信了那些可以任意破坏文化践踏传统的话，让他们天真地相信他们才是新人才有价值，那么就上了当，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取得讲中国文学的资格。当今讲钱学，其中有非常丰富的中国智慧、非常多的问题意识，是要把他讲大讲深，将其未尽之意接着讲下去。我每年讲《管锥编》，都首先是照着讲，然后是接着讲，生发其中的微言大义。值得重视的是，钱先生在《管锥编》第一册的《周易正义》里，讲到易之“睽卦”，其实是发掘了一种极为重要的中国思维方式。钱先生说“睽有三类：一者体乖而用不合，火在水上是也；二者体不乖而用不合，二女同居是也——此两者皆睽而不咸，格而不贯，貌合实离，无相成之道；三者乖而能合，反而相成，天地事同，男女志通，其体睽也，而其用则咸矣。”第三类是一种积极的“睽”，即和而不同，反而相成的建设性进路。我认为这正是《管锥编》的灵魂的所在。观钱先生所汲取之古典、所运用之训诂、所切近之思想、所发挥之大义，无不是这样的态度，既不是与古典全无相干，也不是与古典貌合实离，而是不即不离，有乖有合。这也正是钱先生所谓 “灵魂之冒险”之正解。我写过有关钱学的论文共四篇，一是《略论陈寅恪与钱锺书两种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这是接着讲，将诗史互证的问题提出来；二是《论钱锺书的以诗证史：以〈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为中心的讨论》，这也是接着讲，是补充第一篇论文的观点；三是《发现人类心理情感的深层语法》，四是《真隐士的看不见与道家是一个零？》，后面的两篇，都是既接着讲，又积极地“睽着讲”，不是斗胆敢跟钱先生唱反调，而是秉持“和而不同，反而相成的建设性进路”，从钱先生的问题里再重新发现问题，我以为这才是钱学的真意所在。不然，“千千万万个年轻的钱锺书成长起来”（某领导名言），跟钱先生一样，那也是非常可怪之事。（胡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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