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学院社会学名誉教授戴维·卡普在《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以自身经历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结合主、客位两种视角和方法，通过对50名抑郁者的亲密访谈，展现了抑郁经历、想法和感受，为揭示抑郁症复杂的社会过程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学视角。抑郁症患者如何诉说和阐释抑郁症所带来的精神痛苦？患者的“抑郁症生涯”优势如何发生转变的？
《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戴维·A.卡普著，幸君珺、萧易忻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10月。
撰文｜杨修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丘吉尔曾如此描述其抑郁状态。如今，抑郁不仅被视为有闲阶级的“富贵病”，还逐渐成为现代人基本的生存体验。世界卫生组织曾预言，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第一位的疾病。现代医学主导了抑郁症诊断和治疗，致力于寻找抑郁症的生物基础，积极采用药物治疗抑郁症。但迄今为止，抑郁症病因机制未明，所有的诊治都基于患者主诉的症状。这就使得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都能够参与到抑郁症的本体论讨论中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社会学家戴维·A.卡普写就《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从患者亲身经历的角度为我们揭示了抑郁症的其他可能性。凭借此书，卡普斩获社会学“查尔斯·霍顿·库利”奖。在正式介绍本书内容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该书所批判医学治疗抑郁症的背景。在医学主导下，如今市面上不乏形形色色宣称能够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药物疗法主要在于影响大脑一元胺水平（monoamine）。其中至今影响的“5-羟色胺假说”却缺乏坚实的生物学基础。20世纪50年代阿什克罗夫特（George Ashcroft）首先提出5-羟色胺水平偏低与抑郁症和自杀相关，但后来运用更加精密的仪器和测量方法后，并没有发现抑郁症患者与自杀者的5-羟色胺水平偏低，阿什克罗夫特本人已于70年代放弃该假说。因此，美国精神抑郁写出版社出版的《临床精神医学教科书》（Textbook of Clinical Psychiatry）清楚地写明“尚无更多案例证实，一元胺分泌不足假说”。但这丝毫不影响制药公司以此为名制造成千上万的治疗药物。甚至部分精神病学专家与制药公司联合起来，致力于发表对药物有利的研究成果，限制不利信息传播。
因此，卡普认为目前寻找抑郁症的病因和万无一失的治疗方法，犹如天方夜谭。于是他将抑郁症本体论问题暂时悬置，转而研究作为疾痛主体的患者如何诉说和阐释抑郁症所带来的精神痛苦，患者的“抑郁症生涯”如何发生转变。众所周知，抑郁、焦虑、悲伤、失望等情感体验极其个人化，我们很难向他们传达个人的情感体验。而卡普拥有抑郁症患者与社会学者的双重身份，既能为我们呈现真实的抑郁症体验，又能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分析抑郁症现象。在众多的理论视角中，卡普选择了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所有物体、事件和情境都是借由人类的解释过程获得意义”，因此“人类所有的经验都是一种持续的意义建构活动”。但也正因为抑郁症本体论问题悬而未决，这促使其意义归因（meaning attribution）变得特别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如何解读抑郁症，在这一过程怎样重新塑造自我及其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成为作者重点考察的内容。
在本人数十年的患病经历和50位患者访谈的基础上，卡普提出抑郁症是一种“孤立的疾痛/疾病”。虽然在书中卡普并未细分这一差别，但为了分析抑郁症我们需要区分二者。二者的区分源自于凯博文：疾痛（illness）是指患者感知、体验、表达、处理疾病症状的方式，疾病（disease）是指医学从业者将疾痛重铸为病理学的理论模式，二者都是文化塑造的结果。从疾痛的角度，即从患者主体经验来说，抑郁症就是一个悖论。抑郁症患者非常渴望与人发生联结，但是却失去了与人联结的能力，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已有研究表明，与社会断联（disconnection）容易诱发心理疾病。然而，只有在互动交往中，人才能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如果失去与他人互动的机会，我们的人性必将受到侵蚀，情感紊乱就是后果。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各种情感障碍，社交退缩（social withdrawal）既是病症的结果，也是其特征之一。
针对这种“孤立的疾痛”，现代医学将之视为疾病，将富有意义的疾痛化约为吃药的问题，这在作者看来是一种粗暴的还原。卡普本人就是抑郁症生涯转变的典型代表。在确诊之前，卡普虽然常常感到心情低落，但却从未考虑过自身患有抑郁症。随着失眠越来越加重后不得不就医，医生给出了抑郁症的诊断，并要求吃药治疗。卡普仿佛找到了多年以来困扰自己的症结所在，积极配合医生，数十年来吃了20多种药物，最后不得不承认药物虽然有短暂的缓解作用，但是却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更糟糕的是，他所服用氯硝西泮片具有成瘾性，无法戒断，这又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焦虑与折磨。
卡普与其他受访者一样，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从克服对药物的抗拒，到与医生协商治疗方式，到采纳抑郁症成因的新说法，再到认同医学解读范式，最后对药物疗效的祛魅，不得不接受与抑郁症共存的事实。患者在这一过程中患者不断重塑自我，关系亲近的亲人也不得不重新面对患者作为抑郁症病人的新身份。对于亲人而言，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感改变患者的境遇，但往往徒劳无益，并且让他们也逐渐陷入情绪问题。这些都促使作者寻找其他阐释抑郁症的可能路径。正是因为人类会赋予世界一切事物以意义，因此当抑郁症不可避免时，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承认痛苦不会消失，赋予抑郁症新的意义。作者所采访的50位患者不约而同地都对佛教产生兴趣，他们发现“人生是苦”的信条对其十分有价值。这不能说是一个巧合，而是因为佛教文化中蕴含了某些精神性（spirituality）要素能够给予患者力量。
卡普认为医疗化、社会断联、后现代化造成的个人错位（personal dislocation）是美国抑郁症患者人数激增的重要原因。美国医疗化趋势诱导大众将情感痛苦看作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疾病，极大地增加了患者数量；过度个人主义文化鼓吹个人成就至上，并削弱了个人与社群的纽带与责任感，这一方面促使人们难以在工作中获得意义感，另一方面难以在生活中获得情感支持；而后现代性塑造了一个支离破碎的自我，社会瞬息万变，价值观变得相对化，人们难以再锚定自我。这些都造成了分裂和病态的个体。
我们不能认为美国发生的故事与中国毫无关系。权威调查数据表明，中国抑郁症患者终身患病率为6.8%。按此推算，超过9500万的中国人在一生中得过抑郁症。抑郁症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抑郁症，避免走美国等西方国家证明有问题的老路，如何发挥文化自主性解决中国本土的情感问题和心态危机，《诉说忧伤》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撰文｜杨修业
编辑｜张婷、李永博
导语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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