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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Meta分析原理及实现，见图2。为了研究2009年至2020年间中国大学生无聊感的变化，本文使用了修订的无聊倾向量表，对64篇文章进行了横截面的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学生的无聊感在过去的12年里明显增加（增加了14.26分）。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宏观社会因素的变化（即经济状况、社会联系和互联网状况）显著预测了中国大学生无聊感增加的趋势。
详情，可见下图2和表3。
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状况的指标，显著正向地预测了中国大学生无聊感。经济发展使大学生面临更多的社会比较，从而引发心理匮乏感和负面情绪，例如孤独。大学生希望改善自己的地位，但却无法迅速实现这一想法，心理的落差加重了他们的负面情绪，使其无聊感呈显著上升趋势。
其次，与社会联系相关的两个指标（即离婚率和城市化水平）也能够正向地预测中国大学生的无聊感。全国范围内不断增加的离婚率增加了家庭的不稳定性，从而降低了家庭提供的社会支持质量，减少了个体与家庭成员的联系，这进一步导致了更多的负面情绪，包括抑郁和孤独。同样，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上升通过增加社会群体的迁移，增加了环境中的社会流动性，进一步减少了个体与环境中他人的联系，增加了中国大学生的孤独感。社会支持质量的下降和负面情绪的增加可能会增加中国大学生的无聊感。因此，社会联系的下降（即离婚率的上升和城市化水平的增加）显著预测了中国大学生的无聊感。
第三，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状况的三个指标（即移动电话普及率、人均每周互联网使用量和互联网普及率）也正向地预测了大学生的无聊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不断增加的移动电话普及率，人均每周互联网使用量和不断上升的互联网普及率导致了互联网和手机成瘾的增加。根据理论推导，过度使用互联网和手机可能会削弱个体与现实世界的社会联系，增加他们的孤独感。与中国大学生社会联系的减少和孤独感的增加一致，他们的无聊感趋于逐渐增加。因此，互联网状况的改善（即人均每周互联网使用量、互联网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显著地预测了大学生更高程度的无聊感。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减少中国大学生的无聊感具有实际意义。基于三维理论框架，降低无聊感的有效方法包括平衡经济发展与无聊感之间的关系，增强大学生与现实世界的社会联系，鼓励大学生减少互联网使用。首先，转变现代社会中的无聊现象可能需要转变社会本身，以增加大学生寻找意义和挑战的机会。其次，为了降低无聊感，必须建立包括政府、学校和家庭在内的全面社会联系体系。例如，政府应采取措施增加社会支持，大学应通过提供应对无聊感的讲座，鼓励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以增强与现实世界的社会联系，家长也应该更多关心和理解孩子，以增加认知支持，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联系感。此外，应采取干预措施鼓励大学生降低互联网使用，例如，大学应提供更多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交或学术活动的机会。
Zibei Gu, Chen Yang, Qian Su, Yuan Liang, 2023, The boredom proneness levels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creased over time: A meta-analysis of birth cohort differences from 2009 to 2020,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features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boredom proneness in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features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college students’ boredom proneness via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boredom proneness levels from 2009 to 2020。 Sixty-four studies (N = 28,269) that used the boredom proneness questionnaire formulated by Farmer and Sundberg (1986) and modified by Huang et al。 (2010) were analyzed。 In addition, direct and lag correlation analyses were adopt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oredom proneness and the macrosocial environment。
Our result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boredom proneness has increased by 14。26 points (d = 1。57) over the past 11 years, indicating a large change。 Macrosocial indicators, including social connectedness (i。e。, the divorce rate and the urbanization level), economic condition (i。e。, GDP per capita), and internet condition (i。e。, internet usage per capita,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and the mobile phone penetration rate), are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increasing boredom proneness。
，2，3.4.，5.6.7.8.，9.10.11.12.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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