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新到参与：智能手机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使用
作者：Matthew Ford，瑞典国防大学战略系教员，苏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系兼职教授，主要研究21世纪的战争与冲突。
来源：Matthew Ford, “From innovation to participation: connectivity and the conduct of contemporary warfa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4, 2024, pp. 1531–1549.
导读
乌克兰战争是首场完全在互联信息生态中发生的常规战争。智能手机在塑造公民认知与理解战争的方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讨论了在乌克兰战争中，战争形态和参与方式如何发生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军事策略、信息基础设施和法律框架的影响。借鉴媒体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本文讨论了颠覆式创新、开放式创新和参与式战争，将研究视角从关注武装部队和军事技术变革转向关注公民社会、公众参与和战争行为，探讨了乌克兰战争中的数字化动员。
乌克兰展示了如何将数字生态系统用于保卫国家。参与式战争已经超越了信息领域，平民正在利用数字技术直接参与战争的实际实施。士兵和平民能够通过智能手机对敌方纵队进行地理定位，控制无人机对炮火进行测距，并制作和播放损害评估供在线观众观看。实际上，参与式战争已成为动能（kinetic）战争。在此过程中，当代技术正在帮助打破平民与士兵、媒体与武器之间的界限。通过对智能手机技术的讨论，本文有意将军事创新的思考延伸到当前对人工智能和开放式或破坏性创新的关注之外。
从颠覆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
奥德丽·库尔思·克罗宁（Audrey Kurth Cronin）最为清晰地总结了开放式创新、封闭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之间的区别。在封闭式创新过程中，“国家组织创造并控制高端军事技术”。这与颠覆式创新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颠覆现有市场，削弱已确立的行业领导者的竞争优势”。在数据化和物联网（IoT）方面，私营部门以政府无法做到的方式推动了技术变革。然而，连通性的提高也为大众开发软件或重新利用民用技术以达致命效果创造了条件。颠覆性技术的变革速度与全球“反恐战争”期间的创新速度形成鲜明对比。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创新研究表明，旨在实现“转型”的自上而下的国防承包安排无法跟上战场上发生的事件。自“反恐战争”第一个十年以来，学术界已认识到自下而上的适应性对于孕育军事变革的重要性。
与21世纪初的创新文献相比，最近的研究更加批判性探讨了软件如何利用现有的数据采集源，或如何将流程和新传感器与旧的既定军事平台相结合。这些文献研究了创新如何优化目标选择、态势感知和物流供应的方式。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文献源于“反恐战争”中的另一项主要创新，即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将军领导下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相关目标活动的演变。早期的军事适应概念侧重于大规模和保护，但对麦克里斯特尔所采取方法的研究则将创新的框架转向了加快产生军事效果的速度。虽然关于武装部队应如何转型的确切含义仍存在争议，但这催生了一种独立的文献，该文献借鉴了与优化信息收集与分发、扁平化组织结构和“黑客马拉松”（hackathon）问题解决活动相关的理念，以此作为推动开放式创新的一种方式。
参与式战争
安德鲁·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和帕维尔·席林（Pavel Shchelin）将战争描述为“战争饲料”（the war feed），如今，战争的表现形式正通过众多社交媒体平台以高度个性化的方式持续、大规模形成，这涉及到全球数十亿参与者。不同用户都有独特的机会来发布、点赞和放大他们的“战争饲料”。非政府组织、情报机构和正在处理这一海量数据的私营部门企业声称，通过网络生活的棱镜，他们可以更系统地了解事件。与此同时，在屏幕背后接受这些图像和资料的受众却很难理解他们现在目睹的超负荷图像和资料。
战争及其表现形式的发展历史反映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媒体生态系统的变化。历史进程造就了世界不同地区对新闻和媒体的不同态度。这使现有的信息空间变得更加复杂，创造了更加多样化的媒体文化和法律框架。媒体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使系统研究变得极其困难。媒体研究试图理解不断变化的信息生态以及它如何构建我们对战争的认识和理解。因此，该领域将探究方向从解释军事变革过程转向我们应如何在复杂的媒体环境中提出知识主张。通过研究系统内部的运作方式，普通人在网上参与战争的重要性（无论是短暂的还是有意义的）得到了凸显。
媒体研究首先承认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媒介化的世界。作为物联网的数字支柱，5G移动网络正迅速加快这一过程。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一个分布不均的信息基础设施，该基础设施是人员、流程、组织和技术系统的综合体，包括构成互联网的服务和技术。这些基础设施显然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这些相互联系本身也是由使这些互动成为可能的信息基础设施所塑造的。现实的这种“形象塑造”（figuration）需要密切关注，因为它框定了人们参与多个相互关联的信息网格的局限性，这些网格源自对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的不同访问。拥有低延迟电信网格的高度互联人群产生的知识结构，与那些虽然可以连接到互联网但智能手机普及率仅限于三分之一人群、且只能使用3G网络的国家或地区人群产生的知识结构截然不同。在战争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人们可以了解什么，以及民用信息基础设施在作战中的可行性如何。这不仅仅关乎西方武装部队所说的信息领域的作战，而且对社会如何组织战争和如何参与战争具有非常实际的影响。
智能手机是全球化参与式战争的技术手段，但参与式战争并不仅限于高度互联的地理区域。例如，WhatsApp（端到端即时通讯应用程序）已被美国和伊拉克特种部队用于指导伊拉克的作战行动。过去十年，连接性的增强使任何在线人员都能够通过众包（crowdsource）方式收集情报。公众参与制作、传播和消费战争图像和信息，催生了一个本就鲜为人知的开源情报（OSINT）社区。参与式战争可以追溯到军方所称的信息领域。参与此类活动的程度与连接网络所需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和延迟性密切相关。过去十年，随着此类信息基础设施和连接设备的日益普及，民间社会对这些信息空间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然而，在此期间，参与式战争已经超出信息领域的范畴，成为动能战争的一个特征。
从创新到参与：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体现
2022年，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培育的创新生态系统显然旨在鼓励大众参与国家防务。该部门成立于2019年，由当时年仅28岁的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Mykhailo Fedorov）领导，一直致力于支持和动员国内信息技术（IT）部门，为与俄罗斯之间可能爆发的更大规模战争做准备。在全面入侵的威胁下，乌克兰认识到在寻求外部合作伙伴加强国家网络防御的同时，还需要维护其数字主权。
为了动员民间社会和武装部队应对俄罗斯的全面入侵，乌克兰的IT部门开发了一系列先进的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可通过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运行，其中包括指挥和控制平台Kropyva、即时通讯应用MilChat、GIS Arta和Ukrop/MyGun等应用程序。在乌克兰科技部门的动员中，平民能通过众筹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使用的软件提供资金。同时，平民还可以通过他们众筹的应用程序直接参与作战。通过这些应用程序，任何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可以拍摄和地理标记敌方编队的位置，并将相关信息上传到乌克兰情报中心。平民通过名为@stop_russian_war_bot的在线聊天机器人收集情报，该聊天机器人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Telegram、谷歌网络表单或Viber（一个跨平台的互联网协议语音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获得。由于该应用程序可能遭受俄罗斯的拒绝服务攻击，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迅速将其重新命名为“e-Vorog”（意为“电子敌人”）。平民也可以帮助加强乌克兰的防空力量。另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ePPO”允许公民报告俄罗斯飞机、导弹和无人机情况。“e-Vorog”和“ePPO”等民用情报来源可与其他更传统的情报来源相结合，并通过Delta（一种指挥、控制和态势感知管理软件系统）提供。
鉴于乌克兰政府和军民数字基础设施的很大一部分都极易在网上获得，并在民间社会和武装部队中广泛分布，它也是俄罗斯网络攻击者的主要目标。在认识到这一点后，乌克兰迅速放宽了数据主权法律，并将政府系统托管在该国以外的安全云服务器上。这反映了乌克兰所面临的生存威胁，也指出了公共、私人、个人和国际各方对乌克兰国防的复杂贡献。乌克兰正在构建的方法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而是一个旨在从世界各地数字化动员远程支持的生态系统，在此过程中，它使乌克兰全社会都能参与国家防御。
参与式战争及其影响
将注意力从创新转向参与时，便会产生一系列影响。首先，必须注意到乌克兰战争经历了几个阶段。在入侵初期，平民在情报收集方面的参与比前线局势稳定时期更为突出。同样明显的是，民用智能手机技术、社交媒体与乌克兰武装部队采用的情报收集/融合周期之间的精确互动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乌克兰公民显然直接参与了寻找、定位和打击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过程。实际上，乌克兰提供了帮助其公民抵抗入侵和占领的工具。但问题在于，通过这种参与方式，平民成为俄罗斯攻击的合法目标。事实上，乌克兰人因为智能手机上装有瞄准应用程序而被逮捕杀害，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像战斗人员一样，这些公民已经成为乌克兰杀伤链的一部分。
尽管数据化在理论上应有助于简化战争罪行的起诉流程，但所产生的大量数据却给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带来了取证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对图像和视频的真实性进行法证核实，以及确保所有参与犯罪记录的组织和人员都按照相同的核实标准开展工作。同时，起诉战争罪行要求收集个人数据的组织保持一定程度的公正性。然而，目前乌克兰的情况表明，数字鸿沟正在加深，一些算法能力被保留或提供给了某些国家和行为体，但其他国家和行为体却无法使用。综上所述，无论是出于军事打击的目的，还是出于调查战争罪行的目的，利用普通人的智能设备收集信息，都对现有的法律框架构成了挑战，这些法律框架旨在禁止或帮助我们判断哪些军事活动在战争中是不可接受的。这意味着《武装冲突法》与21世纪战争的复杂性和规模格格不入。更成问题的是，战场上意外产生的记录档案也意味着在未来某个时刻可以无限度地针对个人。
结论
本文重新聚焦对当代战争行为方式的讨论，将讨论重点从创新带来的挑战转移到参与带来的挑战上。参与式战争模糊了平民与士兵、公共与私人的界限。智能手机是塑造这些行为方式的重要技术，其已成为分布式杀伤链中的一个节点，并进一步模糊了媒体与武器的界限。这意味着平民和军事信息基础设施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私营公司和情报机构声称能够实时解读战场，而公众体验则被社交媒体棱镜所扭曲，这种理解上的不对称性为社交媒体众包情报创造了条件。众包开源情报不一定依赖于大型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工智能工具，但它对战争理解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鉴于公众对人工智能武器的担忧，人们很容易将创新生态系统视为乌克兰当前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中最显著的特征。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联网设备使战争中的大规模参与成为可能。同时，大规模的连接性使每一个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能成为数字杀伤链的一部分。然而，更广泛的数字转型如何影响武装力量的组织方式仍有待确定。但很有可能的是，普通公民产生的数据将确保每个人都参与到国家使战场透明化的努力中。如果这些做法要继续接受民主监督，那么参与的性质——以及支撑它的当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复杂性——就需要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乌克兰的事件表明，参与式战争现已成为21世纪冲突的日常特征。
词汇积累
disruptive innovation
颠覆式创新
open innovation
开放式创新
participative warfare
参与式战争
译者：韩欣洁，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英语与国际政治专业，研究兴趣为国际组织与中美关系。
校对 | 王逸品 黄伊颖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郭隽凌
———END———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最新【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 98 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webprojs_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