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北宋末年之黄伯恩，本是对狂草持否定之态，但当其观览《断千文》全卷后，却禁不住赞叹道：
及反复徐观 ，至“雁门云亭”，“愚蒙瞻仰” 等字与后题日月，则雄隐轩举,槎枿丝缕,千状万变,虽左驰右骛,而不离绳矩之内。犹纵风鸢者,翔戾于空,随风上下,而纶常在手;击剑者交光飞刃,欻忽若神,而器不离身。驻目视之，若龙莺飞腾，然后知其真长史书而不虚得名矣！
在西方有贝多芬之《第九交响曲》，我中华则有张旭之《断千文》。
于诸般书道之中，唯有狂草，最为富含旋律之美。于此点上，其俯瞰篆、隶、楷、行，恰似视其为舆隶。盖因篆、隶、楷、行，无论汝如何欲求写意，其皆大小均等，皆难逃“算子”之讥。
《断千文》与《肚痛帖》，亦启示吾等，何为真正之狂猖之道。
六狂狷之道，大草正脉
张旭狂草之审美特质，可借一“狂”字以概括。
皎然赞张旭曰：“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钟玉。”此乃张旭之夫子自道，亦为其纲领所在。律者律法，狂乃其反面。于此，张旭将其先贤——钟王，主要为大王之草书，称作“律”，将己所创造之草书，名曰“狂”，此实乃至当不易也。
然则，何为“狂”乎？
“狂”之首要含意，乃“率意超旷，无惜是非”（《书断》）。此乃写意之艺术方法之定义，非独为对待传统之态度。此似为张芝之特质，然真正能达此者，乃张旭之《断千文》。
《断千文》一气呵成，为保气息连贯如一，即便个别字有误，亦绝不修正。通篇毫无涂饰之迹。诸如“碎溪伊尹”中“溪”字右部，“接杯举筋”里“杯”字左部，皆为写错而未改之例证。然“辞溪伊”三字独占一行，乃是一笔挥就。至山谷之狂草，虽气焰稍敛，却仍记此要点，于写错字旁，标注“小非”，亦绝不修饰。无胆略之书家，断不敢如此为之。张旭则异。其书写之时，满眼皆“意”，“无惜是非”。全然不顾他人是否能懂，其抒情之目的已然达成。
朱光潜先生曾言：最佳之作乃为己而作，次者为友而作，最次乃为读者而作。齐白石一生作画四万余幅，然最终留于“白石画屋”者，不过四百余幅而已。一艺术家，若处处从俗，便难以摆脱诸般束缚，获取大写意之大自由。白石作画，尚有形似之要求，张旭则不然。中华文字本身，以具象始，以抽象成，至大草则达至目的、手段双重的的顶级抽象艺术。
于中国各类艺术之中，最为自由、最为写意者，莫若狂草。诚然，最为难学者，亦莫若狂草。若无对“先贤”律法之熟稔，无历经半个世纪“一寓于书”之硬功夫，实难达成。
“狂”之第二层含义，乃为“奇怪”“变态”。
张旭言：“‘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之而作书，故而得奇怪。凡草圣尽在于此。”此间不但表明张旭草圣之理想为“奇怪”，且表明此种灵感源自大漠。张旭曾有《奇怪帖》传世，见于《宣和书谱》，惜今已不存。此种“奇怪”与“变态”，实乃一而二、二而一之事。曾亲眼目睹张旭作草之皎然（“伯英之后生伯高，朝看手把中山毫”），极为细致地记录下其作草之过程：
先贤草律我草狂 ，
风云阵发愁钟王 。
须央变态皆自我 ，
象形类物无不可 。
阅风游云千万朵 ，
惊龙航踏飞欲堕。
观“游云千万朵”等等，可知此天作之草字，非《肚痛帖》之类型，乃《断千文》之类型也。即是以“隶势”为主。此种变态之“奇怪”字，于《断千文》外，虽出现不多，然亦非无有。如《肚痛帖》最后一行“非临本”（此三字意趣颇浓）之“非”字，其左边之首笔与第二笔，临写极难，不知几经换笔。然于《断千文》中，却大量存焉。如“鸡”字、“感”字、“韩”字，下笔结体，皆难以捉摸，此为一类。另一类如“威”字、“读”字，下笔更乱，难以辨其由几画所组成。即谓“奇怪”，集中体现于下笔结体之上。字之笔画，简至无可再减，乃至“略有点面”（苏轼所言），再加之“变态”，则其结果，便只能如米芾所言“每辨六七”矣。
此亦为感情之所需也。须如此书写，方能“顿挫屈郁，气踏欧虞”（董其昌之语），将书奴一扫而尽。孙过庭所言“玄鉴精通，不滞于耳目”，乃唯一正确之欣赏之法。“书吏”、“书奴”，实不足以论此也。
北宋董逌《广川书跋》关于《断千文》曾言：
“长史于书，乃天赋也！其假借笔墨而有所见者，是得其全而后加之手耳，岂知曲直法度，自成审慎邪！观其书者，如九方皋见马，不可求之于形似之间也！当其酒酣兴来，得于会意之时，不知笔墨之非也！忘乎书者也！反而内观，龙蛇大小，络结胸中，慑慑乎乘云雾而迅起，盲风异雨，惊雷激电，变怪杂出；气蒸烟合，倏忽万里，则放乎前者皆书也，岂初有见于毫素哉？彼其全于神者也！至于风止云息，变怪隐藏，循视其迹，更无径辙。……”
其又言：
“是知以气胜者，气能盖天下，然后，可以胜天下矣！”
此等言语，于吾等理解《断千文》，颇有辅助也。即谓，《断千文》所书皆为“神”，皆为“意”，如九方皋相马一般，而绝非斤斤计较于点画形似之间。此乃观赏书法，尤是观赏狂草之唯一正确之法也。
狂之第三个特性，乃“可畏”。
张怀璀论及草书，“观之者,似入庙见神,如窥谷无底。俯猛兽之牙爪,逼利剑之锋芒。肃然巍然,方知草之微妙。庄重威严，方悟草之精妙所在也。”（《论书》）——张旭之《断千文》，着实达成此点。
且需留意，非是“可悦”，而乃“可畏”。此与封建后期，自宋元以降之“可悦”，乃至“可媚”，大相径庭。邓之诚先生曾言，宋元以降之名书家，“率有姿无骨”（《古董琐记》），大抵即指此状。《断千文》扑面而来者，恰是凌厉奇突之阵仗，每一个字，皆具岩石压顶之觉。此实值得悉心探究。唯可说，“可畏”，乃一飞扬向上之民族健康之审美观，其摒弃一切“如美”、“纤弱”、“可悦”、“可媚”之类病态。恰是此点，于封建后期，宋元以降，令人难以理解矣。彼时，充斥书坛者，如赵，如董，皆为书匠、书奴，汉唐之大气，汉唐对于力之特殊要求，再也不得见矣。故而《断千文》成“猖獗之书”，此差异何其大也！理学对艺术之扼杀，此，又为一例证。
何为狂？并非是颠倒错乱、疯狂之意，“狂者进取”，洒脱独步，罔顾时人之赞誉，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之精神。唐玄宗曾言，儒学之外，倡导道家，然须戒于“放”（《唐大诏令集训》）。放者，即放荡而无纲纪，所谓“纲常叛周孔”是也。然而，局面一旦开启，便难以收敛。盛唐之时，三教交融，思想解放，创作自由。此卷所彰显之“逍遥游”精神，为其他时代所难觅，但其又熔铸于儒家之“风骨”内。此即为写意史上之汉唐风骨。“风骨不飞”之类弊病，此卷决然无有。亦如李白，以其惊才绝艳震撼当世，引得时人所谓“奇之又奇”，“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殷璠语），终究征服那个时代，代表那个时代一般，张旭亦曾被呼为“颠（癫）”，亦最终征服并代表了时代。
欣赏《断千文》之类的狂草，需把握三点：其一为“率意超旷，无惜是非”，此点前边已然论及；其二是“割之鸿漾”之“幽险狰狞”，此亦为扑面而来的首要印象，唐人时兴称之为“可畏”，这又是“墨鬼乌神”论者不敢直面的了；其三，乃是仙气，此乃盛唐所独具。当然，其首要者乃惊天动地之阳刚之美，此乃真话。它乃时代之子，极难仿效。它如李白之诗般，具一种仙气，任后世何种词汇，亦难以形容。果然，此种仙气，在山谷、枝山、觉斯的狂草中，再难觅见。相较而言，倒是觉斯，稍具些“野气”罢了。
（鸣谢韩玉涛先生慷慨激昂之张旭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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